一 始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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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译文】孙子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军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是不可以不认真研究的。

所以，要从五个方面分析研究，比较敌对双方的各种条件，以探求战争胜负的情形：一是道，二是天，三是地，四是将，五是法，道，是使民众与国君的意愿相一致，这样，民众在战争中就可为国君出生入死而不怕危险。天，是指昼夜、晴雨、寒冷、炎热、四季更替等天候季节变化的规律。地，是指地理位置的远近，地形的险阻与平坦，广阔与狭窄以及哪是死地、生地等。将，是指将帅的智谋才能，赏罚有信，爱抚士卒，勇敢果断，军纪严明。法，是军队组织编制、将吏的统辖管理和职责区分、军用物资的供应和管理等制度规定。凡属这五十方面的情况将帅们没有不知道的；然而，只有深刻了解。确实掌握的才能打胜仗，否则，就不能取胜。所以，要从以下七个方面来分析比较，以探求战争胜负的情势。要看哪一方的国君比较贤明？哪一方的将帅比较有才能？哪一方占据比较有利的天时地利条件？哪一方的法令能切实贯彻执行？哪一方的军队实力强盛？哪一方的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严明？我们根据这些，就可以判明谁胜谁败了。

如果能够听从我的计谋，用兵作战一定能够胜利，我就留在这里；如果不能听从我的计谋，用兵作战必定失败，我就告辞而去。

有利的计策已被采纳，还要设法造成有利的态势，作为取胜的辅助条件。所谓“势”，就是根据情况是否有利而采取相应的措施。

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的行为。所以，能打装作不能打；要打装作不想打；要向近处装作要向远处；要向远处装作要向近处；对于贪利的敌人，要用小利引诱它；对于处于混乱状态的敌人，要乘机攻取它；对于力量充实的敌人，要加倍防备它；对于强大的敌人，要暂时避开它；对于易怒的敌人，要用挑逗的办法去激怒它；对于卑视我方的敌人，要使其更加骄傲；对于休整得充分的敌人，要设法疲劳它；对于内部团结的敌人，要设法离间它。要在敌人无准备的状态下实施攻击，要在敌人意想不到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这是军事家取胜的奥妙，是根据随时变化的情况，随机应变，不能事先规定的。

凡是未战以前预计能够取胜的，是因为得胜的条件充分；未战以前预计不能打胜仗的，是困为得胜的条件不充分。条件充分的就能取胜，条件不充分的就不能取胜，何况根本不计算。没有胜利条件呢！我们从这些方面来看，战争的胜败就很明白了。

【点评】本篇是《孙子兵法》的首篇，具有提挈全书的作用。它主要论述研究和谋划战争的重要性，探讨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并提出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军事名言。

（一）对战争的基本态度

孙子对于战争的态度，是非常慎重、非常认真、非常严肃的。本篇开宗明义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一认识，比“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前进了一步。此句中“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相对为文，“地”与“道”互文见义，均指手段、方法。这就使我们明确地看出，战争之所以是国家的大事，就在于它既是军队生死搏斗的手段，也是国家存亡攸关的途径。《火攻》中强调：“战胜攻取，而不修其攻者凶。”所以，他主张“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告诫君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帅不可“愠而致战”，“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要认真考虑研究，不可轻率用兵。所以，孙子主张，在用兵之先，要探讨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

这种重战、慎战的思想是可贵的，是先秦进步军事思想的共同特点之一。它对后世（国内外）的影响很大，我们在评述中已有介绍。

（二）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

关于探讨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具有丰富的内容，孙子说：“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五事、七计就是探讨的首要条件。所谓道，是使民众与国君的意愿相一致，这样，民众在战争中就可以为国君出生入死而不怕危险。所谓天，即昼夜、晴雨、寒暑、四季更替。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天候还应包括天旱、水涝、蝗灾、冰雹等等。孙子关于天的认识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是很可贵的。当时的战争受天候条件的制约相当大，所谓“冬夏不兴师”。因为，秋季出师才便于因粮于敌。而且春秋末期以前的战争大都是在白天进行的，很少夜战。因为战争持续时间短，几个小时，最多一天即结束战斗。像公元前575年晋楚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南）之战，“旦而战，见星未已”（《左传》成公十六年），从早晨打到星光出现，在春秋中期已属罕见的史例。《军争》中说：“夜战多火鼓”，则是对春秋末期战例的总结。当然，天候对战争的影响是从具体的作战对象所处的特殊地位说的。这里无妨举两个后世的战例来说明吧。例如，赤壁之战中，曹操在寒冬用兵，所以周瑜据此判断曹军战马缺乏饲料，是败因之一。而东汉马援进攻五溪蛮，则因盛夏士卒多染疾疫而失败。所谓地，是指地理形势——道路的远近，地势的险易，地形是否有利于攻守和进退，战场的广狭是否有利于军队的部署——对战争的影响。所谓将，是指将帅的智谋才能，赏罚有信，爱护士卒，勇敢、坚决、顽强、果断、军纪严明。所谓法，是指军队的法纪和组织编制，将帅的权能和职责区分、军用物资的供应和管理制度等等。

以上五点，孙子认为是分析、判断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要详细剖析五个基本因素，还要从七计中去推断。即：哪一国的君主比较贤明？哪一方的将帅比较才能出众？哪一方占据比较有利的天时、地利条件？哪一方的法令能贯彻执行？哪一方的军队实力最强？哪一方军队训练有素？哪一方的赏罚严明？从上述情况进行综合判断，就可以知道谁具备了胜利的条件，判明谁胜谁负了。当然，用现代的观点分析，上述的条件显然是不足的。然而在2000年前，孙子能发现这些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是难能可贵的。

（三）实现战争胜利的条件

（1）选将。就是挑选能执行“庙算”大计的将帅。我们要在这里集中地作一点分析。孙子把贤能的将帅不仅看作是关系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而且还悦“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作战》）。又说“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谋攻》）。可以说，在13篇中无篇不显露出孙子对将帅地位的竭力宣扬，对将帅条件的严格要求。因然，这里反映了孙子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但是，必须看到，孙子强调将领的地位和作用，提出选将的条件和要求，又是与当时战争急剧发展的客观情况紧密联系的。

在春秋时代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军事上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郭沫若同志主编的《中国史稿》第1册中曾简明扼要地指出：“甲士和车战的地位下降，徒兵和野战日益重要。这是和当时社会变化有密切联系的。甲士是由平民中的上层充当的，庶人只能作徒兵。平民阶级瓦解了，甲士和车战制度也随之而崩坏。庶人地位上升了，地主阶级要从农民中征兵，徒兵和野战的地位也就提高起来了。军队中的组织也和农村中的什伍组织相一致的。军队中的指挥已经不是非贵族不可了。甚至战俘也有被提升为指挥官的，并出现了军功爵制的萌芽。”这是鞭辟近里的分析。特别是春秋末期，由于井田制的破坏，郡县制和征兵制的出现，各国兵额激增。原来周天子拥有六军，大国三军，中国二军，小国一军的格局己完全打破了。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战争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参战部队增多了。例如晋国，春秋初期的城濮之战时只有兵车700乘（约21000人），到鲁昭公13年，平丘之会时，晋国有兵车4000乘（约120000人）。又如齐国在公元前484年吴齐艾陵之战时，一战就损失兵车800乘。当时吴国是四军，比齐军势优，其总兵力也有十几万。二是武器装备提高了。不仅铁兵器使用于战场，南方的吴、越、楚等国还有“余皇”之类的大型战船。三是战场地域扩大了，从平原旷野矿展到山林沼泽和江河湖海。我国第一次海上登陆作战就是公元前485年吴鲁联军的伐齐之战（《左传》哀公十年》）。四是战争持续时间延长了。例如吴楚柏举之战打了11天，越灭吴围困姑苏竟达3年之久，战斗的激烈程度有所加剧。五是作战方式复杂化了。由于徒兵进行野战，因而出现了奇袭、迂回、包围、伏击、侧击等69战法，战场流动性增大，机动能力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