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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东汉顺帝阳嘉二年（公元133年），天象一再显示凶兆。四月，京师地震；六月，大旱，赤地千里。洛阳宣德亭的地面无端裂开一条大口子，长达八十五丈。加上上年年底客星出天苑，顺帝父亲安帝陵寝恭陵发生火灾，这一连串的灾变弄得顺帝刘保心惊肉跳。
汉代自董仲舒以后，便是相信天人感应的谴告说的。这种迷信的道德观念至东汉由于谶纬的盛行而更加巩固。迷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道德手段，是道德的重要实现形式之一。顺帝自永建元年（126年）即位至今，已经八年。可这是什么样的八年啊！内忧不断，外患频仍。他的神经已经很脆弱，他的自信心也一再被动摇。现在，面对这接连出现的灾异现象，他相信这是上天在给他警告：他一定是在行政上及个人德行上有重大过失。他必须及时纠正与悔改，以换取上天的宽宥。于是，如同一般的做法一样，他下诏罪己，并要求群公卿士尽忠心，陈直言，指出政治上的阙失，不要有什么忌讳。
这时，一位十年磨一剑式的人物走上政治舞台，并崭露其峥嵘头角。他就是李固。顺帝下诏后，公卿一致推荐年已四十、却一直拒绝仕宦的李固对策。
李固，字子坚，长相奇特，头顶有三处隐隐凸起，如鼎足，又似隐伏在发间的犀牛，脚底还有龟文。相书言，“足履龟文者两千石”，可见他命定要做大官。可他一直不应州府的征辟，“五察孝廉，益州再举茂才，不应。五府连辟，皆辞以疾”（《谢承书》）。这种屡次拒绝征召的作派是汉代读书人入仕之前常有的矫情行为，其目的在于显示自己的稳重，显示自己对权势的淡薄，从而为自己将来最终出仕争得一个道德的花环：君子之仕，行其义也，而非为个人的富贵。因为对富贵我已经拒绝过了。这种矫情的拒绝，还能抬高自己的声誉与身价，并有助于寻找一个最佳的出山时机。所以，李固这样屡次拒绝征召，并不表明他真的愿意终老林下。这还可以从他几年前给黄琼的一封书信中看出。后来位至三公的黄琼也曾经有过“五府俱辟，连年不应”的经历，后来朝廷公车征召，黄琼勉强上路，可车到半路，黄琼又称疾不再前行。李固闻知此事，便给黄琼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有两层意思，一是鼓励黄琼积极用世，不能再消极等待。他说：
如果您真的就想隐居山谷，学习巢、由，这样是可以的；如果您准备辅助政治大济苍生，现在就正当其时了。自有人民以来，善政少而乱政多，一定要等待尧舜之君才出来做事，这样志士们会永远也没有机会的。
[原文：诚遂欲枕山栖谷，拟迹巢由，斯则可矣；若当辅政济民，今其时也。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为志士终无时也。]
时机已经到了，更好的时机没有了，就立足现有条件，干一番事业吧。
第二层意思显示出李固对士人的总体失望，以及他作为名士之一而对名士集体声誉的关怀—这显示出，至少从李固开始，名士们的集体意识自觉意识已经很突出，他们已经意识到，“名士”已经成为社会的一个独特的阶层，这个阶层有区别于其他阶层的独特的社会价值与道德追求。但至少李固认为，这个阶层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过杰出的人物，为这个阶层带来光荣与社会声望。他一边是失望，一边便把希望寄托在黄琼身上。他接着说：
常闻语曰：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那些开始名声很大，被朝廷征召任职后却“功业皆无所采”的人太多了，以至于已经影响到名士群体的社会评价：“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所以，他极希望黄琼这样名副其实的人物出来，做出一番慷慨事业：“弘此远谟，令众人叹服，一雪此言耳。”
这封给黄琼的信，实际上也在向社会发出信号：他李固肯定不会一辈子枕山栖谷学巢、由；而且，如果他出山，他决不会尸位素餐，他要干出一番事业。
二
果然，此次公卿荐举他对策，他不再忸怩，国事糜烂至此，有责任心的士人自当出手补天。他给顺帝提了两条有针对性的建议，一是：
剥夺外戚的大权，政事归皇帝处理。
[原文：权去外戚，政归国家。]
另一条是：
罢免宦官的官职，剥夺他们的大权。
[原文：罢退宦官，去其权重。]
外戚与宦官迭相为政，危害国家，播乱政序而至天下汹汹，鱼烂河决，是东汉中期以后的主要政治肿瘤。李固的这两点建议表明他对当代政治弊病的深刻洞察，也代表了全社会要求恢复正常政治秩序的愿望。实际上，李固以后的党锢群英，所倾力去做的，也是这项工作。我们见不出他们有什么政绩，是因为政治秩序的颠乱，政府权力运作的无序，已经使得他们无法利用国家权力来做什么“大济苍生”的事业，国家政治权力本身都出了问题，哪里还有什么政绩？
那个时代，国家权力已经异化为个别贪婪之徒或个别利益集团的私人权利。但权力既已旁落，要收回它，无异于与虎谋皮—那些窃得权力的人定会利用权力来保护自己，打击反对者。这也就是“国家权力异化”这个词中的应有之义：国家权力被用来反对与损害国家。
李固碰到的就是这种状况。他的对策击中要害，当然也就会招致陷害。很快，诬陷他的匿名信就传到了朝廷。幸赖梁商、黄琼救助，他被出为广汉雒令。这第一回合，他显示了锋芒，却也看到了对手的强大，他可能隐约地觉出了冲突之不可避免并预感到其灾难性的后果，于是，在去广汉任职途中，解印绶而归故里，杜门不交人事，不干了。
当然这也是名士作派之一种。发一下脾气，露一丝不屑，给一点颜色，示一个姿态，出处绰绰有余地，人事无可无不可—这正是名士之所以为名士，而不是他真的不干了。他叫李固，字子坚，他足够坚定坚决坚固，不会如此一蹶不振。
不久，大将军梁商请他出来做从事中郎。他一到任，还没给他派活呢，他先给梁商写了一封信，劝他“退辞高满”，辞职回家养老去。事情做得真绝。当初人家救了他，现在人家又请他出来做官，他反而让人家回家休息。但话说得还真在理：
爬到最高处就会危险，完全充满就会溢出。月亮最圆时就会转向损缺，太阳到最高处就会西下……天地的规则，福要谦退忌讳过盛，所以贤达的人总是功成身退，保全名声保养寿命，没有恐惧压迫的忧患。
[原文：穷高则危，大满则溢。月盈则缺，日中则移……天地之心，福谦忌盛，是以贤达功遂身退，全名养寿，无有怵迫之忧。]
就算梁商能听李固的话，他的儿子梁冀也不会听。梁冀全然一个官场流氓，二杆子。研究李固之死，研究李固之败于梁冀，是可以见出道德政治之不道德的：在这种政治中，在道德与不道德之间，在君子和小人之间，谁才是胜家？这样的政治及其历史，一再让我们感慨万端。
还要提及的是，在这封信里，李固还操心到了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后面我们将看到，正是这个问题导致了李固被杀，也正是由于在这个问题上汉廷一再出错，才导致汉家天下倾坍而不可收拾。东汉后期朝政数十年的动荡，主要问题就是政权交接不能正常完成，而政权交接不能正常完成，往往在于老皇帝死时，或无子，或子幼，从而能为别有用心的权臣所乘。
顺帝即位十有余年，圣嗣未立，鉴于汉家历代皇帝英年早死的教训，李固不免担忧。所以他劝梁商挑选宫中及民间生育能力强的女子，“进御至尊，以顺天意”。而一旦产下皇子，要妥加保护，让生母亲自抚养，免遭“飞燕之祸”（汉成帝皇后赵飞燕，妒甚，后宫贵人生皇子，皆杀之，是谓“飞燕之祸”；民谣又曰“燕啄皇孙”）。考虑到历代这类事件频频发生，李固的建议当是有所预戒。后来桓帝的梁皇后、灵帝的何皇后，都有过此类恶行。但此时顺帝的皇后正是梁商之女、梁冀之妹，“飞燕之祸”可不就隐指她么？梁商、梁冀岂能容忍？李固正道正行，不知权宜，说话做事，全凭道德信念，而不知婉转，缺少弹性，从他的立场而言，固然忠心耿耿光明正大，但对方听起来，一定很不入耳。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信写去后，“商不能用”。
三
梁商虽对他不能用，但还能容。等到梁商死（永和六年，141年），后来被质帝称为“跋扈将军”的梁冀当上大将军，李固的厄运就到了。
先是李固在做荆州刺史平定盗贼时，他发现所谓盗贼都是本分老实的农民，是贪官污吏逼得他们造反的。这些贪官污吏中，南阳太守高赐尤其罪恶累累。李固就上奏朝廷，要治高赐的罪。高赐等人害怕，就重金贿赂大将军梁冀。梁冀竟从京师派人快马加鞭一日千里地给李固送去讲情的书信。李固一看，不但不给情面，反而追究得更急。梁冀又恨又气，利用自己在朝廷的职权及他妹妹梁皇后，把李固调离，让他去做太山太守。
太山也是一个盗贼屯聚的地方。显然，梁冀是给李固一个烫手的山芋，然后找他的茬整治他。但李固到太山后，故技重施，依然是“以恩信召诱之”，赦免了那些屯聚的盗贼，让他们好好回家种地去。不到一年，别人数年不能平息的盗贼之患，被他不声不响地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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