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锢群英（一）：道德清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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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中国，有一个有趣现象，大凡乱世将至，总有民谣四起。研究桓灵之际的历史，读《后汉书》，便会时不时碰到各种民谣，或针砭现实，或褒贬人物，或表达社会公意，或预言社会变故。山雨欲来“风”满楼，风者，讽也。王道衰退，风诗亦起。当初李固被杀，梁冀、胡广之流反而升官封侯，便有民谣传唱：“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后来这些“流言传入太学”（《后汉书·党锢列传》），太学生们就得天下“风”气之先，先“风”起来。当时太学中的太学生与全国各地来的访问学者，达三万余人，他们造作的歌谣，更是传遍天下，且还具有了联络同志、鼓舞士气的作用。他们往往凭着一首歌谣，即可印证“同志”，他们互称“同志”，他们贬低小人也褒扬君子：

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

（《资治通鉴》卷五十五）

语言很简单，但那种引为同道、欣赏仰慕之情，溢于言表。李元礼，李膺；陈仲举，陈蕃；王叔茂，王仲举。他们成了那个绝望时代的希望，成了堕落时代的道德象征。他们确实是悲壮的英雄，欲以一己的道德智慧对抗黑暗，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到第一次党锢案后，李膺免归乡里后，“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朝廷已不再具有精神的引导力量，已不能在精神上感召士大夫，凝聚天下正气，也不再是道德的象征，而仅仅是国家机器的象征—且这国家机器也更多地为邪恶所掌握，成了残害正直的工具。这样，朝廷便成了一堆“污秽”。

是的，当陈蕃、李膺等人被从朝廷及各级官僚机构中清除出去后，朝廷真的是自绝于人民，而仅仅代表一小撮最肮脏的人的利益了。这样的朝廷，除了残存的强制力，已无任何号召力。对社会的号召力已下降到一批以人格魅力和精神力量为感召的士人身上，他们在民间，他们被朝廷驱赶到民间，且还遭到“禁锢”—永不录用。“党锢”的含义即是把一批有精神感召力的党人永远禁锢，终身不得再进入官僚体系。

朝廷这样做简直让我们觉得幽默。朝廷不仅失去了控制天下的能力，甚至失去了控制自身痉挛的能力，它一发作癫痫，就毫无理智；且癫痫一再发作，就损害了脑子—这个朝廷已经没有脑子了，没有精神了，它在桓帝、灵帝及一小撮宦阉小丑的控制下，只剩下了肉体欲望。本来，朝廷中的正直之士还能成为他们的遮羞布，凭着这些正直之士的个人号召力，还能为朝廷维系一些人心。这些正直之士的个人德行，也有利于提高朝廷的平均道德水平。但当朝廷把这一批清流赶出庙堂之后，这个既肮脏又愚蠢的朝廷，就赤裸着丑陋，而承受天下人的唾弃了，民心士心，也随之转向民间—

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后汉书·党锢传序》）

他们自己标榜，已不要朝廷的封号。甚至他们死后，都由民间自行封谥。他们不需要朝廷为他们盖棺论定，他们有自己的道德标准与道德评价，而朝廷则失去了给人们做鉴定的资格—朝廷在把党人禁锢时，就已经表明它缺乏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仅从失去这种权力与资格这一面来看，朝廷就是这件党锢案中最大的失败者。

在这样的互相标榜之风下，那些被朝廷否定的人物，在民间则得到了莫大的肯定，在朝廷把他们免官的同时，民间就在为他们加冕。他们失去体制中的权力的同时，却无限地增大了他们的精神感召力；体制内“功”的失败，却玉成了他们体制外“德”的成就与“言”的传播。这是他们该得的报偿—他们付出了，并且还将继续付出，直至付出生命，死而后已。

我们来看看当时民间为这些英雄的加冕：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君者，一世之所宗也。李膺、杜密等八人被称为“八俊”，俊者，人中之英也。郭泰、范滂等八人被称为“八顾”，顾者，能以德行引道人也。张信、岑眰等八人被称为“八及”，及者，能引导人追宗者也。还有度尚、张邈等“八厨”，厨者，能以财救人者也。这种加冕表明了民间的立场：天下人宗奉的，不再是皇帝与朝廷；天下的人才，也不再藏于朝廷；引导人的，救助人的，给人以希望的，也不是朝廷。天下还是那个天下，朝廷已不像个朝廷，而像一个分赃集团，一个洗钱的黑店。

二

但是，问题是，当朝廷失去了控制天下的权威的时候，当国人都对朝廷吐口水时，党人及其道德能代替朝廷，担当起整合社会资源和协调各社会阶层利益的功能吗？这个社会复杂而精细的秩序能在政府职能失效后继续运作吗？

第一次党锢案爆发时，桓帝令中常侍王甫审讯党人。其主要罪名即是这些党人“结党”。王甫诘问范滂：“你作为人臣，不思考如何尽忠报国，反而与一伙人共同结党，互相褒扬推举，评论朝廷，无事生非。你们到底想干什么？”范滂答曰：“我听孔子说，见到善人就怕跟不上，见到恶人避之如同避开滚烫的水。我只想让善人与善人一同清洁，恶人与恶人一同污秽。我们以为这是朝廷所愿意的，没想到还有什么结党之说。”

仔细分析二人的诘与答，我们发现，王甫所言，乃是事实；而范滂所答，乃是对“事实”的“阐释”。当然，汉末这批清流，并没有现代党派意识，不仅没有共同的纲领与目标，甚至连名称都没有。他们只有一个词，“同志”。但就这一个“同志”，就不免党同伐异：一方面，有对自己这一群“同志”的群体意识，又有对非我族类的排斥意识。王甫接着说：“卿更向拔举，迭为唇齿，有不合者，见则排斥。”这确实是党人尤其是像范滂这样激烈的人的所作所为。他们的道德意识极其强烈，群体意识极其坚定，他们以清流自居，而把宦官等奸佞之徒比作浊流。界限既已清清楚楚，好恶亦随之明明白白。

这是一个分裂的时代。皇上不信大臣，大臣不信皇上。皇上只好信宦官，宦官又常常为私利而蒙骗与利用皇上。皇上觉得满世界没有一个可亲可信的人，党人觉得满世界没有道德的人，宦官又觉得满世界都仇视自己。政府体制内分崩离析到这种地步，党人的道德是不能再补天了。实际上，道德不仅不能成为社会各阶层及政府体制内各部门的粘合剂和润滑剂，更多时候，倒成了分解剂。宦官与党人仇恨之深，鸿沟之巨，一半是由于党人所抱持的道德信仰及其纯洁性、绝对性造成的—过分崇高的道德理念，如同过高的门槛，是拒人于外的。

三

在党人中，道德观念最坚定最纯洁最不容侵犯的，可以陈蕃、李膺与范滂为代表。

陈蕃一直做着高官。他是党人在朝廷的思想代言人与利益代表。他也自觉地以道德身份代表清流而与他眼中的屑小之徒及肉头皇帝对抗。他不断地给皇帝上奏，言辞激烈而缺少谦逊—他自居道德而视对方为缺德，他当然不需要谦逊。难道道德还需要向不道德讲礼貌吗？道德得到尊敬时，还要给不道德小费吗？

他性情方峻，不接宾客，史载只有一人才能成为他的座上宾，那就是徐稚徐孺子，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徐孺下陈蕃之榻”指的就是这件事。他少年时，年十五，独居一室而庭院芜秽，一位来客说：“你为什么不把庭院打扫打扫来接待客人呢？”他回答说：“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这“扫除天下”之言，不仅是他的志向，而且也可以见出他的立场及对世界的看法：他是站在维护道德纯洁的立场上来看这个世界的。从这个角度望去，这世界中不道德的污秽太多了，他要尽行扫除。他成人为官后的所作所为，我们确实见不到他有什么建树，有什么政策与策略来改善国计民生，他只盯住那几个不道德的人物，并琢磨着如何把他们打扫掉。所以，说他是道德清洁工最合适。只是，到最后，他没有扫除别人，倒是让别人把他清除掉了。他不知道这种专制体制是制造并保护道德垃圾的。由于他一直旗帜鲜明地与宦官为敌，处处与他们为难，所以宦官也特别恨他。当他被王甫逮捕后，没有审讯关押，宦官们骑着马在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身上践踏，一边还骂：“死老魅！看你还能与我们作对吗？”就这样，陈蕃被他们残忍地杀害。这是道德的失败与死亡。

李膺的性情与陈蕃相似。有些傲慢强亢，也不爱交接。但他的道德旗帜高高飘扬，还是让天下士人对他仰慕非常。《后汉书》本传说：“是时朝廷日乱，纲纪颓弛，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甚至他被朝廷逮捕而后禁锢，政治前途被宣判死刑后，“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他的个人声望已经超过了朝廷，他的信誉已经超过了国家。所以那个本身即很著名的名士荀爽，因为曾经和李膺同乘一车并为之执御，就喜不自禁，逢人就说：我可是为李膺赶过车的！

他与陈蕃一样，以清除道德垃圾为己任。他初出茅庐，到青州做刺史，青州一带大小贪官一听李膺来了，竟纷纷望风弃官而逃。

道德目标一旦被绝对化，手段就有可能过激。他当河南尹时，有一个叫张成的术士，与宫中宦官有勾结，并且桓帝也常常找他算算命。由于他消息灵，他就预先知道朝廷将要大赦。他得意洋洋地说是他推占出来的，然后他就让他的儿子去杀人。李膺逮捕了张成，可不久，真的朝廷大赦。按说张成应也在赦免之列，但李膺愈发愤怒，置朝廷大赦令于不顾，斩杀了这个小人。也就是因为这件事，酿成了第一次党锢之祸。这件事很明显地看出，党人在维护道德时，与国家法令所发生的冲突。

桓帝宠幸的宦官张让有一个弟弟叫张朔，做了野王令。张朔贪残无道，甚至杀害孕妇取乐。李膺升任司隶校尉后，专门负责纠察各级官吏。张朔一看李膺做了司隶校尉，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他弃了官，逃回京师，藏在张让家中的合柱内。李膺侦知张朔藏在张让家，带着吏卒去搜捕，最后劈开合柱，从里面搜出张朔，审讯完毕，当即诛杀。张让向桓帝诉冤，桓帝招李膺诘问：“为什么不先请示就杀人？”李膺回答：“孔子做鲁国司寇，七天便杀了少正卯。我到任已经十天了，才杀了这个贼子。我还以为你叫我来是责备我行动迟缓呢，没想到你竟说我杀得太快了！我知道我有罪，只求你再让我在这一职务上干五天，待我把首恶抓起来杀掉，然后你就是让我下油锅，我也心甘情愿！”一席话把桓帝说得哑口无言。小黄门们很长时间都小心翼翼。桓帝问他们：“平时你们张扬得很，近来为什么这么老实？”他们都叩着头说：“怕李校尉。”

但李膺的这种做法仍有值得置疑之处。杀张朔当然大快人心，也合法。但所杀的程序却有问题，杀人而没有复审，是违法的。李膺纠正违法，整肃天下，却只能用非法手段，固然是出于无奈：如遵守程序，向桓帝汇报，就不能执法。但这种做法本身，却也严重地损害了国家法律的严肃性。对法律的破坏性后果，相当严重。

这样的人，当然不会有好下场。第二次党锢案起，李膺已经在家赋闲。乡人对李膺说：“赶快逃走吧。”李膺说：“做事情不推辞艰难，犯了罪不逃避刑罚，这是做臣子的节义。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死生有命。我逃到哪里去？”于是自动赴狱，在狱中被拷打致死。

范滂则是党锢案中最耀眼的星辰。他的名声由于宋代苏轼与其母亲的对话而愈加传布广远。范滂是党人中群体意识最强烈，并且也是最有意识援引同党的人。他在汝南任太守宗资功曹（主管人事）时，就“严整疾恶，其有行违孝悌，不轨仁义者，皆扫迹斥逐，不与共朝”。同时，又“显荐异节，抽拔幽陋”。这些“异节”之人，“幽陋”之士，必是他的“同志”。所以，郡中人当时就把他所用的人称之为“范党”。有此在先，王甫在审讯他时，才以“共造部党”罪斥问他。虽然他职务不及陈蕃与李膺高，权力也没有他们大，但他在清除道德污秽这一点上，比陈蕃、李膺有过之而无不及。

冀州饥荒，盗贼群起。朝廷任命范滂为清诏使，去案察地方官吏的政绩。“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这句话实在写得很形象，很传神，把党人的整体精神状态，都表现了出来。他刚到冀州边境，大小官吏自知脏污，望风解印绶逃走，与李膺到青州一样。这些记载不仅见出党人的对天下或“扫除”、或“澄清”，以道德清洁工自任；同时还可见出当时吏治腐败的程度：确实是满目污秽，需要清除。那些地方官吏如同坐地虎、地头蛇，地方吏治的腐败与朝廷权利的异化，说明这个政权已经彻头彻尾地烂掉了。一个时代人的性情与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大有关系，尤其是杰出人物，其性情更是时代的镜子。比如鲁迅先生就是一个典型例证。那些攻击鲁迅性情偏狭、抱持“仇恨哲学”的人，只是因为自身的平庸，不足以感受社会与人心的双重黑暗，不足以领受文化与现实的双重压迫，而能在铁屋子里面修身养性。汉末，陈蕃、李膺、范滂同样如此。他们一样的峻切，一样的疾恶如仇，一样的至坚至刚而缺乏弹性—满目污秽而良心醒着，怎能不性情大坏？

朝廷诏三府掾属征集民谣，以此考察官吏。范滂一下子指控的刺史、两千石以上大官就达二十多人。别人批评他奏劾太多，他说，这是仓促间举奏的。待我慢慢察访，还会有更多！农夫除草，才能让庄稼茂盛；忠臣除去奸邪，王道才能清洁！但他也知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谁与易之？所以，他一边是除恶务尽的心态，一边却又不免对其前景颇为悲观。所以，他常常是刚在官场一露头，露一手，便很快又打退堂鼓，“投版去”，“投劾去”，他的性格，已经让这个社会弄得没了弹性与韧性。当初李固说“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真是令人悲伤的政治预言。

建宁二年，第二次党锢案又起。此时范滂在家赋闲。督邮吴导带着逮捕范滂的诏书来到县上，关上驿舍房门，抱着诏书，趴在床上痛哭。范滂听说，说：“肯定是因为我。”于是就自己去监狱自首。县令郭揖一见大惊，解下自己的官带印绶，对范滂说：“天下很大，你为什么到这儿来？”拉着范滂要与他一起立即逃走。范滂说：“我死了，祸难也就到此为止了。哪能连累你？况且我还有老母，难道还要让老母流离？”

范滂的母亲也赶来与之诀别。范滂说：“弟弟足以供您养老。让我去黄泉之下陪伴死去的父亲吧。母亲不要太伤心。”母亲说：“你今天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有什么遗憾？既有了好的名声，又要求长寿，能兼得吗？”范滂感动之极，跪在地上，接受母亲的教导。后来苏轼少年时期与母亲读《后汉书》，到这一节，感激涕零，问母亲：“我可以学范滂吗？”苏母说：“你能学范滂，我为什么不能学范滂的母亲？”这是我们民族精神力量的一则佳话。这些埋头苦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抚叛徒之尸而痛哭的人，才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与希望！可惜的是这种元素在我们民族的血液中越来越稀少了！

范晔行文至此，也不禁感怀万端。议论道：

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屋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子曰：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两次党锢之祸，陈蕃、李膺、范滂之死，说明了道德主义在专制体制内的脆弱与不堪一击。道德理想不能实现，道德主体反被屠戮。范滂死前，其最大痛苦还不在于一己生命的毁灭，而是其抱持的道德信念的毁灭—在生命迭遭打击并终于面临死亡时，他一生坚持的信仰终于坍塌。他对自己的儿子说：“我要让你去作恶，恶不能作；我要让你去行善，可我并没有为恶！（下场却是如此之惨！）”这句沉痛的话，我以为是整个党锢案中最有价值的精神遗产。如同一场炼狱大火，焚毁了一切，最后就结下这一枚舍利子。恶不能作，这是道德底线；但为善，却连一己的生命都保不住！如果道德体系甚至连道德主体的生命都不能保证，它如何能要求道德主体坚持它？由此我想到，必须有一个能支持至少容忍个人道德选择和道德坚持的制度，才能有个人的道德追求与实践。必须先承认个人的自由意志，然后才能有个人道德实践的空间。不给个人意志自由，就不能要求个人的道德。因为个人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思想与行为，他当然也就不能也不必对自己的思想与行为负道德责任。在专制社会中，道德及遵循道德的人往往与死亡与鲜血与监狱与失败为伴，道德之国总是血迹斑斑！几千年来，为什么我们民族的精英们、脊梁们，永远都是头颅掷处血斑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处”？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把这个“处”改变成一个宽松自由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