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诸葛亮在中国是家喻户晓有口皆碑的。这固然与《三国演义》有关。实际上，就陈寿《三国志》而言，诸葛亮在生前的事业是成功的，却也是有限的。而他身后的名声与成功则简直可以用“无限”来衡量。殷芸《小说》中的一则短小的笔记可以作为象征：
桓温征蜀，犹见武侯时小史，年百余岁。温问：“诸葛丞相今谁与比？”答曰：“诸葛在时，亦不觉异，自公没后，不见其比。”
如果这则记录不是作者在表彰诸葛亮之无为而治，那就可以给我们这样一个信息：诸葛亮并不是如《三国演义》作者所描写的那样，是一个不断抖出智慧的锦囊，让当时的人们叹为观止的人物。他是平实的，让人不觉其异的。他确实有大的事功：三分天下，是他谋划的；蜀国的根基，是他奠定的，就刘备个人来说，他确实是第一大功臣，在他之前，刘备已折腾了二十多年，却仍然似一个丧家犬（这个词用在他身上特别合适，除了与他此时的狼狈情形特别吻合外，还与他动辄自称“帝室之胄”相符：他把汉家当成自己的家，把自己当成汉家的孑遗，可他这个家，当时已然丧亡，以至于他无家可归），且是一个处处乱咬又处处挨打的丧家犬，他这二十多年的折腾，只是混个脸儿熟，大家渐渐知道有一个刘玄德了，有时也带他玩玩了。孔融做北海相时，为袁谭所攻，无奈而遣太史慈向刘备求救。刘备大吃一惊，说：“孔北海竟还知道天下有一个刘备吗？”马上派兵三千往救。这则《后汉书·孔融传》中的记录，见出了刘备当时不为人知更不为人所重的尴尬。所以，孔融来求救，不仅不让他为难，倒是让他感激涕零。但尽管如此，他仍然没能从当时被打碎的他的祖先疆域内占得一寸土地。
当然，在这恓惶的过程中他也不是一无所获。除了混了个脸熟外，他还得到了关羽、张飞、赵云等骁将死心塌地的追随，这几个人物即使放到当时全中国的范围内，也算得上是一流的战将。刘备笼络人心的手段堪称一流，他在其他方面（包括政治才能、军事才能、文学才能）都无法望曹操的项背，但在这方面，他堪称是曹操的敌手，难怪曹操把他看作唯一能与他抗衡的“英雄”。
但是，即便如此，他的这个小集团还不具备与人争夺天下的可能性：他们还缺乏头脑，缺乏核心，缺乏能把握时局，高瞻远瞩，制定远大目标的人物。刘备一定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有意思的是，他此前尽管笼络了关羽、张飞这样的武将，却竟然没有什么可以与之对等，并能指挥调动这些武夫的运筹帷幄的有分量的谋士来投奔麾下，刘备一定深感焦虑。
机会终于来了。当他投靠刘表时，也许是天若有情天亦老，把个住在离襄阳二十多里地，隆中的诸葛孔明先生送到了他面前。他近乎夸张矫情的“三顾茅庐”，不仅显示出了他长期以来由于主脑人物的缺乏而导致的心态的焦虑与迫切，而且还因此得到了被感动的诸葛亮的巨大回报：诸葛亮简直如开辟鸿蒙一般，把荆、益二州在理论上送给了他，并在以后逐步实施，使得他有了自己的领土，得以成为一个土皇帝而人五人六—而由于他一直以承续汉祚自命，曹操又在历史上变成了“汉贼”（这也正是刘备、诸葛亮、孙权诸人为了自身生存而极力制作的舆论—这可以说是最成功的广告舆论策划，因为这个舆论竟然左右了此后两千多年的人们的判断）。他在一段时间里，几乎成为正统，成为已经消失的汉王朝的合乎道德又合乎逻辑的延续。这是诸葛亮对刘备最大的贡献。而刘备死后他辅佐刘禅，则是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诚的表现，是他对刘氏后代负责到底以报答刘备的行为。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我把诸葛亮的“功劳”，称之为“对刘备”的功劳。是的，我们假如不把什么汉家刘氏天下当回事，不为什么观念的东西忘掉现实的东西，那么，我们既给曹操统一北方消弭北方战乱减轻人民死亡以正面的评价，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在感情上也希望曹操能统一南中国呢？那不同样减少了数十年的战乱纷争生灵涂炭吗？如果从这个立场上考虑，那么，假如诸葛亮归顺了曹操，或者，他谁也不帮，或者，干脆没这个人，对历史而言，对当时的人民而言，未必是坏事啊！
以此言之，诸葛亮的功业，并没推动历史，恰恰相反，倒极有可能是障碍了历史。
二
综观诸葛亮的一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二十七岁走出隆中，“许先帝以驱驰”之前为第一阶段。二十七岁至四十二岁，刘备死，为第二阶段。四十二岁至五十四岁病殁五丈原为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梁父吟”阶段，此一阶段的诸葛亮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疑点，比如我们不知道，在进入隆中“躬耕陇亩”之前，他都干了些什么，从哪里求学，有何种经历等。但我们却可以明白的知道，这个“躬耕陇亩”的诸葛亮并不是真正的隐士，他“好为《梁父吟》”，并常常“自比于管仲、乐毅”。自比于管仲、乐毅，是再明白不过的表明他的心志的，且这二人都是赞霸业而尊共主的，他就是要寻找一个能成霸业，又能率诸侯共尊皇室的人吧。后来他效力于刘备，刘备正是符合这两样条件的人物。而他好为《梁父吟》，显然不是指他自己创作《梁父吟》（有“好为”二字可证，他总不能老是在那里创作《梁父吟》的同题诗），而是指他喜欢吟诵这首古乐府：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
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
问是谁家墓，田疆古冶子。
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
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乐府诗集》题作诸葛亮作，前人已辨其非。但诸葛亮为什么喜欢吟诵这样一首葬歌呢？在这首诗里，有什么东西打动着他的心灵呢？是不是那样的一种悲怆、一种悲悯？或者是其中透露出来的人生才命的悲剧意识？
我们能知道的是，“好为梁父吟”的他，内心中定有一种压抑不住的激情：他虽然隐居，但却一点也不冷漠、不麻木，他的眼光穿过隆中的茂林修竹，轻烟晨岚，在热切地注视着外面苦难的世界。
《三国志》裴注引述的《魏略》似乎更能说明年轻的诸葛亮血液中的不安分与责任感：
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诸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后公威思乡里，欲北归，亮谓之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
“抱膝长啸”的举动，是其内心情怀激荡的表现，是其年轻的、旺盛的生命力的体现，他显然想在这个世界弄出响动来，以自己的生命影响世界。并且，他对自己的才能深信不疑，对自己将要完成的功业有莫大的期待—至少在刺史、郡守之上。有人认为诸葛亮为孟公威所出之计—不要回到北方中原，那里人才太多—也有诸葛亮为自己计划的成分在，裴松之很不满，他认为，像诸葛亮这样的才具，岂是北方人才多就能掩翳的？他如果能“委质魏氏，展其器能，诚非陈长文、司马仲达所能颉颃，而况于余哉！”连陈群、司马懿都不是他的对手，何况他人？至于他宁愿冒着功业不就，吾道不行，让恢宏宇宙的大志赴之东流的危险而终于不去北方，那是因为他已看到“权御已移，汉祚将倾”，所以，便立志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于是便耐心地呆在边鄙之地，耐心地等待机会，终于等来了刘备！
显然，裴松之已赋予诸葛亮的人生选择以更多的道德意味，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开始，因为，诸葛亮后来之所以在历史上有那么大的名声与影响，正是他在民间成为智慧化身的同时，在士大夫那里，在官方意识形态里，他又成了道德的象征：忠于汉室，忠于刘备，忠于刘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随着刘备的蜀汉被奉为正统，刘备本人成为明君的模范，诸葛亮也成了忠臣的模范，在他以前，大约有这样一些人，商之阿衡，周之姜尚、周公，齐之管仲、晏婴，汉之萧何、张良、霍光……而他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又显然超过了这些人。
但写到这里，我还是在想着那个“不忠不义”的问题：假如诸葛亮去了中原，委质魏氏，展其器能，赤壁不能纵火，三国不能成形，让曹操一举而克定天下，几百年的分裂是否可以避免？
我把这种想法说成是“不忠不义”，既是向历来的观念屈服，也是向诸葛孔明先生遥致敬意。事实是，孔明先生辅佐了刘备、刘禅，就真的算是延续了汉祚？而其根据，尤其是道德根据就是刘备到处自我标榜与宣传的，他那可疑的中山靖王的一点血脉？即便是这样，又怎样呢？从三国时代往上搜寻，中山靖王刘胜的遗胄在皇家支系中是何等远去了的一脉，中山靖王本人生前又是何等的荒淫荒唐，他又有什么道德遗产供几百年后的刘备来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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