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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小镇的人生路径，男人应该在二十多岁找一份工作，女人应该在二十多岁时找一个丈夫，他们会结婚生子，然后男人赚钱，女人带孩子。这是小镇的人生范本，和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类似。由于这种生活太过庸常，我以为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这种生活，可是我的外甥女向心雨已以不同的方式脱离路径，这个小小的偏差修正了我的观点，人生从来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得到的。
我必须回到三十年前来讲这个故事。那时我还未出生。
我的父母初到一个位于湘西北的小镇。按照当时的标准来看，新安是个大城市，它的两条主要街道在镇中心交会，所有建筑沿着公路散开。这座小镇拥有数家工厂：纺织厂、塑料厂、水泥厂、编织厂，每家工厂有上千名职工，自带幼儿园、食堂和篮球场。这些人共用一个菜市场、小学、中学和舞厅。舞厅位于天鹅大楼顶层，属于二轻公司，除了一间宽敞的舞厅，门外甚至还有露天舞场，中心是个喷泉，半人高的水泥围墙上曾经挂满了彩灯。
天鹅大楼正对面，是苏召月的家。在新安镇，苏是大姓，本地人姓苏的很多。他是二轻公司的职员，这曾经是一份体面的职业。他的老婆覃三姐在家门口开了一爿杂货店。覃家人似乎是这片土地的拥有者，在这里住了很多年，覃三姐和她的兄弟姐妹在这片地上盖起了四五幢房子。苏家也有四五个兄弟姐妹。这两家人散布在镇上不同的地方，大多数都是小生意人，沿着街卖水果、卖油饼、开五金铺、开××店。他们的铺子都临街，小时候，我放学回家，总有眼睛盯着我，而我也总能沿路吃到免费的食物，在没有带钱的时候，能赊到洗发水、袜子和酱油。
但我和苏、覃两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当时我父母正在镇上的草编厂上班，我爸爸是副厂长，妈妈是车间女工，沿着苏召月家数，第八幢就是我们家的房子。妈妈经常去苏家的杂货铺买东西，爸爸老去打牌，两家人渐渐熟识起来。我的父母并未在工厂待多久，爸爸因为出差坐飞机被人举报贪污收到法院传票。他撕掉了传票，然后拍拍屁股说要成为个体户，再开一家草编厂。我爸爸头脑聪明，摸清设备、原料和销售渠道，做好了创业的准备—他面临的两大问题是，没有本钱和没有厂房。
覃三姐帮了他。她借给了我爸爸一笔钱，并把她家的堂屋腾出来，让几台设备轰隆隆地开工了。没过两年，工厂的利润已能让爸爸修建厂棚，把工厂搬出了苏家。由于这份情谊，两家人变得来往密切。我的童年似乎都泡在那爿杂货店里，还不到六岁的时候，就能跑进长长的柜台后卖香烟、瓜子、芝麻糖，不记错价格。
有一次，我跑进天鹅大楼，闯入了四楼的舞厅，杂乱的大厅里，四处倒着破烂的椅子，帷幕上落满灰尘，露天的喷泉里积满雨水，长着深绿的水草。那时我不知道，这里曾是小镇的精神中心。苏小和曾是这里的贝斯手，他告诉我，1988年，这舞厅曾辉煌一时，每晚都是一百多号人，一张门票一元钱，街头的混混买不起票，会和守门人打起来，拖着砍刀在楼梯间追赶，而乐队仍在奏乐，人们跳着舞，身体挨得很近，喷泉边坐满了谈恋爱搞暧昧的男女。
那时流行留长发、烫头，穿大喇叭牛仔裤配皮鞋，这些都在我父母的照片里留了下来。有一次，我问爸爸：“为什么你都可以烫头发，而我不可以？”他说：“那时候人人都烫头发。”
苏小和还记得当时流行的是邓丽君、周华健、王杰和谢莉斯，甚至还有人扛着录放机走在街上边走边放，人人都能哼唱靡靡之音，那似乎是小镇精神生活最后的奔腾时光。进入90年代后，舞厅迅速冷场—“下海”“万元户”“南下打工”，这些新鲜词汇出现在小镇人的生活里。苏小和也迅速离开这里，后来成为诗人，在《南方周末》写经济学专栏。回想起那段生活，他说：“那时街上很多妇女都挺好看的，正点。”
20世纪90年代初，苏家拆掉旧屋，在原地盖起了四层新房，一楼是杂货铺，二楼和三楼的大套间做儿子和女儿房间，两层还有八个房间，用于出租，四楼存货与旧物。那年头，小镇很少有外来人口，似乎只有怪人才会租房住，一个常年躲在房间听收音机的老头儿，不知道来路的外人停留了几个晚上就会离开。那些房间大多数时候都空着，很少会有住宿的客人，苏召月和覃三姐就住在一间出租房里。
湘西北人习惯于称呼爸爸兄弟的妻子为妈妈，爸爸管苏召月叫苏大哥，于是我就管覃三姐叫三妈。
似乎没住几年新房，三妈就因得了白血病去世了。那段时间，她总说不舒服，腿肿得很粗，绿色的血管全暴起来了。她刚进医院那天，我妈妈陪着她，她躺下后，说：“你看，门背后有两个人，我爸妈都来了。”我妈扭头一看，没人。三妈的父母早已去世多年。楚地多巫，我妈妈赶紧回家烧了纸钱给三妈的父母，希望他们不要接走她。
入院第七天，三妈就去世了。
临终前，三妈拉着我爸的手说：“你帮我看着我们家两个孩子。”她的孩子就是苏平和苏娟—我的哥哥和姐姐，苏娟结婚后生了个女儿，叫向心雨，是我的外甥女。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苏家到我家只隔了六幢房子。因为在父母吵架的无数个夜晚，我跑到苏家门口敲门，喊三妈到我家平息恶战，所以我永远记得那段路有多长，在黑暗里朝三妈家跑过去，一步两步，只要一百步就可以跑到她家门口，灯总会亮起。随着我长大，迈开的步子越来越少，那段奔跑停止在1997年，三妈离世，我再也没有可以奔向的人。这似乎也是我们两家关系疏远的开始，后来苏召月续弦，娶的女人不常住在镇上，我很少再去他家，那爿杂货店也没有再开，租给一家人开餐馆。
没过多久，父母将我送到市里上寄宿中学，我离开了小镇，新世纪即将开始，一切都变得不同了。
曾经轰隆了数十年的工厂停歇了，火车提速，小镇的火车站被废弃，人们被迫要去临县的大车站才能搭火车。商业繁华起来，有人开起了镇上的第一家超市，开放的货架取代了柜台。人们似乎从体制化的生活里苏醒，有人离开了工厂做起小生意，而苏、覃两家开着店铺的亲戚更快地看到了发财的机会，临街的铺面迅速升值，有头脑的人扩建店铺，投资更多生意。有的亲戚在这轮商业发展和地产增值里成了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
我似乎有些迟钝，每年回家都觉得小镇没什么不同，但它确实在悄然变化，新的建筑在旧的建筑上建起，但也只是翻修而已。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人们盖了气派的新楼，但小镇从没真正变化过，这里仍然只有一所小学、一所中学，孩子需要离开这里，才能上高中。
苏召月家似乎运气不佳，因为地段不好，曾经气派的四层楼房已不值得羡慕，而苏平一直在水电厂上班，老婆与亲戚搭伙，还是在街头的铺面里卖水果，能赚到一些钱。苏娟结婚后，在娘家住了一段时间后，随着丈夫去了临县。丈夫向龙华是盐业公司的职员，他们结婚时，这还是一份不错的工作。进入新世纪，铁饭碗不再值钱，他也只能养家糊口而已，人变得不再有活力，每天都爱喝几口小酒。我每次回家，从车站出来，第一眼就能看到水果铺，仍然可以吃到免费的水果。
真正有变化的是，人们正在离开小镇，苏、覃两家的孩子们长大了，在外地工作安家，老人们跟着孩子搬到了外地去住，有的在广东，有的在贵州，而我，大学毕业后，因为工作而留在北京。
1997年已过去了十八个年头。这些年里，我有三年没有回家过年，还有十五年，每到过年，我都会带着香烛去三妈坟上磕头。她埋得不远，就在家附近的一片坟园里，那是覃家祖坟所在，满园都是亲人。过年要上坟两次，年三十送亮，香烛照亮坟头，让逝去的亲人度过除夕；大年初一，为死者燃放鞭炮，共同迎接新年。
只有今年不同，我去的时间略早了一些，又没给三妈拜年就匆匆走了。
2016年1月19日，我正在望京的办公室里为KPI（关键业绩指标）焦头烂额，接到妈妈电话，她绕了几句后说：“告诉你一件事，你要放宽心。”我以为她和爸爸又吵架了，她却说：“向心雨死了，在长沙。”我问：“什么？”
她又说了一遍，我又问了一遍。
我全然忘记了她在那通电话里还说了什么。心雨即将大学毕业，正在实习。去年冬天，我在家过年，苏娟来我家拜年，说心雨毕业要找工作，想做记者，问我能不能帮她找找。我说没问题呀，她在长沙上大学，我恰好认识当地的媒体，先去实习，有了经验找份工作不难。她笑着说把孩子交给我，我说好的。苏娟在我家拿了一件外套才走，那是我们儿时的习惯，交换彼此的衣服，这样就像有了更多的衣服。
事情比我们想象中更严重，心雨因煤气中毒去世，与她同住的三个人同时去世。房子里的四个孩子，三个是女生，同是常德津市人，只有鲁丹和心雨是常住者，那个男孩是鲁丹的男友，来长沙探望她，打算第二天就走，还有一个女孩是心雨的高中同学，在河北上大学，放假后，她路过长沙等心雨。心雨正在长沙《晨报周刊》实习，很快就要放假了，她们打算一起回家过年。
似乎是1月16日，心雨的同事看到她在微信群里说了几句话后，就再没有收到她的消息。四个等着回家过年的孩子就在那天晚上，因为煤气泄漏去世了。心雨和女同学似乎走得很安详，而鲁丹挣扎着爬到了客厅，不知道是不是想要打开卫生间的门，把正在洗澡的男友放出来。
之所以用似乎，是因为到最后，我们也没能弄清楚他们确切的死亡时间。1月18日，心雨的同学找了她两天未果后，打了她妈妈的电话。苏娟也是两天前给女儿打过电话，发微信也没见回。同学不放心，傍晚时直接去了心雨住的地方。敲门未果后，她找人撬开了门。
苏娟得知消息后，迅速通知了另外两个女孩的父母，他们带着家人连夜赶往长沙。另外一个男孩的父母，已在长沙找了两天，找不到儿子的下落，最后才被联系上。津市居委会的人得到消息，陪着孩子父母一同到了长沙。
那个晚上到白天，一通接着一通噩耗电话，它们就像是发生在苏、覃、向三家的亲戚和我心中的核爆炸，炸得我们头脑嗡鸣。苏平比我早一天得知消息，他告诉我，那天晚上挂掉电话，他只记得似乎一路在打车，打车去车站，上高铁，到了长沙打车去姐姐身边。我也是，接到电话后迅速买了机票回长沙。
18日深夜，居委会的人将遇害者父母带到长沙市雨花区市政府，有人将他们安置在市政府旁的一间酒店。父母要求见孩子，但一个警察出来说，这是意外事故，因办案需要，暂时不能见遗体。他们找不到负责人，只被通知等候。这时男孩的父母也找过来，四家父母和亲戚们全部聚集在酒店。直到19日上午，他们才被通知去殡仪馆见孩子。事情迅速朝奇怪的方向发展，被告知是意外事故，却没有调查报告，不能告知准确的死亡时间和原因，也没有人告诉他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把孩子带走。他们似乎一直在等，却找不到任何人可以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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