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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中央组织扩权改革试点
1979年初，时任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李先念找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的袁宝华谈话，要求国家经委认真研究扩大企业自主权的问题。在作了一些调查研究之后，国家经委研究室搞出了扩权十条。
3月13日至20日，国家经委在北京召开企业管理改革试点座谈会，参加会议的企业代表，对扩权十条热烈拥护。
4月5日，扩权十条提交到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也得到认可，原则通过。
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主题讲话，把扩大企业自主权列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四个“原则和方向”问题之一。他提出要把企业经营好坏与职工的物质利益挂钩。企业办得好，职工收入可以高一些，集体福利和奖金可以多一些，更好地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
在是否扩权问题上，中央工作会议上各方面的意见比较一致，但在扩权的限度上有分歧。
因此，李先念说，哪些事情应由中央和地方部门管，哪些应由企业自己做主，还需要认真调查研究。
5月25日，国家经委、财政部、外贸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物资总局、国家劳动总局6个部门联合发出通知，确定在北京、上海、天津，选择8个企业作为全国的试点。
这8个企业是：北京内燃机总厂、首都钢铁公司、北京清河毛纺厂、上海汽轮机厂、上海柴油机厂、上海彭浦机器厂、天津动力机厂、天津自行车厂。
1979年7月9日至13日，在四川成都召开全国工作会议。康世恩主持会议，财政部长吴波，专程到会听取意见。
成都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最后通过的5个文件，即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开征固定资产税，提高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
这5个文件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原则通过，又在6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征求过意见。
但在这次会上，仍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企业代表，四川和云南省代表，与财政部代表争论了好几个小时。
争论的焦点是，扩大企业自主权，会不会影响国家财政收入？
争论是由云南省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引起的。云南省先后两批50个工厂开始试点，其中省属各系统的30个，地、州、市属的20个。
与四川不同，云南的试点没有得到中央部门的支持。中央部门认为，云南省《关于扩大企业权利问题的通知》中的规定，对国家财政收入有直接影响，要求云南省予以纠正。云南省委顶住压力，没有中断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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