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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霎时，四面八方的自卫队员和农民群众手持柴刀、鸟铳、梭镖等蜂拥而来。
●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西天王”陈金次结束了他罪恶的生命。
●郭和尚战战兢兢地说：“大军放心，这回我决不会逃跑了。”
●平息湘北暴乱追击“四三”惨案制造者
岳阳，地处湖南省北部，三面环湖，北靠长江，粤汉铁路穿市而过，北宋时期，范仲淹的一篇《岳阳楼记》，使其名闻遐迩。
1950年4月3日上午，岳阳县一区区中队分队长刘湘涛同往常一样，按时上班来到队部，他首先对正在生病的一区区中队副指导员蔡玉芬深表关切地问候了一番，并连推带劝地要蔡副指导员去治病。
然后，又命令在家的战士们去白湖段开荒，并要求他们只带锄头不带枪支。他自己则和另一战士任笃初留在驻地值班。
10时许，十几个鬼鬼祟祟的人来到区中队，刘湘涛一见，连忙迎了上去，只见他与为首的一个人嘀咕了几句，就直奔区中队存放枪械的房间，将里面的18支步枪和1支手枪全部分给了来人。
随后，这十几个人分两组开始行动，一组去白湖寺追杀副指导员蔡玉芬，一组去西塘追杀主持全区工作的一区区委副书记孙锁成。
蔡玉芬看完病，动身回白湖寺，走出不到1公里，忽见区中队的刘湘涛分队长和几个人一起急冲冲迎面走来。
蔡玉芬忙打招呼：“刘队长，哪里去？”
“送你上西天！”刘湘涛恶狠狠地答道，同时向蔡玉芬开了一枪。
蔡玉芬闪身跳入路坎，躲在一棵大树后拔枪还击，一名叛匪应声倒地。此时，她才知道，区中队出大事了，蔡玉芬击倒一个叛匪后越堤脱险。
区委副书记孙锁成在西塘检查工作，他正在街上一缝纫店一手端着茶杯，一手抱着一个不满两岁的娃娃逗乐时，突然发现五六个端步枪的人，径直朝店里走来。
孙锁成连忙扔下茶杯，将小孩送进里屋。他刚拔出手枪，即被叛匪连发数枪击中，孙锁成当场牺牲。匪徒摘下孙锁成的手枪后，即返白湖寺。
这是一伙什么人，胆敢在解放后的街面上肆无忌惮地枪杀区干部，劫取枪支呢？那个刘湘涛是什么人？同刘湘涛接头盗取枪支的又是什么人？
这一切都还要从头说起。
1949年7月，岳阳和平解放。南下干部与解放军官兵同岳阳人民一道，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清匪反霸、减租减息等运动中。
然而，国民党残渣余孽和社会惯匪流氓并不甘心失败的命运，他们组织反革命武装，继续猖狂地与人民为敌，妄图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
原国民党岳阳县自卫大队营长胡坤和胡春台，就是两名典型代表。解放前，他们充当岳阳反共头子、伪专员王翦波的爪牙，坚持与人民为敌，干尽坏事。王翦波逃台前，即令胡匪潜伏下来，发展匪特组织，与共产党暗中争斗。
岳阳解放后，胡匪一方面伪装向人民投诚，一方面暗中网罗残匪伺机暴动。由于我党政策开明，胡春台、胡坤等弃暗投明的旧军人均受到宽大处理。胡春台被安排回原籍岳阳县康王桥参加生产，胡坤则被派往长沙军政大学受训。
然而，这些人时刻不忘他们失去的“天下”。他们乘县一区区中队组建之机，派特务刘湘涛等隐瞒身份，打入区中队，并伪装积极，分别骗取了分队长职务。
1950年2月，特务胡坤离开长沙军政大学，回到老家岳阳县平地乡，暗中与匪首胡春台、黄菊秋等纠集旧部，招募社会渣滓，组成武装组织。
3月26日，匪徒们在胡坤家集会，宣布成立反革命组织――“湘鄂赣闽边区剿共总部”。胡春台自任司令，胡坤、李高峰任副司令，方朝盘任书记长，黄菊秋任副官。同时，由胡春台出面，唆使原国民党团长李炳锡在临湘县纠合旧部，组织反革命地下武装；由胡坤出面在岳阳县秘密串联一批土匪旧部和恶霸地主，以互相策应，壮大声势，伺机在两地同时发动反革命叛乱。
3月底，胡坤纠集同伙十多人，召开反革命暴乱秘密会议。会上，特务刘湘涛等提供了一区党政干部及区中队人员武器配备情况。匪徒们分析认为，一区区中队虽有指战员六十多人，但居住非常分散：一部分在白湖寺垦荒生产；一部分随同工作队到各村开展减租减息和反霸运动；留守区政府的人最少，加之有区中队几名特务互通情报，里应外合，十分有利于暴动。
经过策划，匪徒们确定了具体行动方案：首先设法夺取一区中队枪支，得手后再攻打一区政府，抢夺公粮，摧毁农会。后夺取三、六区区中队武器，再会合李炳锡率领的叛匪，攻打岳阳和临湘县城。得逞后与王翦波等联系，寻求支援，进而同人民政府长期对抗。
此时，中和乡干部按照减租退押的有关政策，责成胡坤退还佃户部分钱粮。胡坤憋不住这口气，乘胡春台去临湘策动叛乱之机，擅自主张，决定提前发动叛乱。4月2日，他与特务刘湘涛等密谋策划了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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