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生活

上个月，我陪一个朋友到北京办事，顺便应我师兄樊国宾之邀去他供职的出版社看了我的一本小说集的校样和封面。中午，和另一位在京的同学匆匆吃了一顿饭后，国宾又陪我去了一趟王府井，到商务印书馆和三联书店的门市部看了看。然后，我们边走边聊，一路步行到了天安门广场。

这天气温大约有三十多度，阳光明亮而刺眼，但人却并不觉得难受，不像在上海，空气潮湿闷热，走不了几步就会汗流浃背。路两边一排排高大的杨槐树，比上海平常的马路还要宽的人行道，还有街上稀疏的行人，都让我产生了一种难以言传的通脱和凉爽之感。

自从95年冬天来过一次北京后，我已将近八年没有踏上过这片土地，如今，再次行走在一条条笔直宽阔的街道上，依然能感觉到北京的宏大和万千的气象，而这种气象，是在上海生活了多年的我感觉不到的。虽然上海也有川流不息的车辆，林立的高楼，甚至还有中国排名第一的高楼，可总让人觉得少了什么东西。所以，我喜欢北京，包括一直被人诟病的大屋顶，即这些年来北京新建的所谓穿西装戴瓜皮帽的建筑，我也十分喜欢。我觉得，北京，就是应该有点和别的地方不一样的东西。更何况，这样风格的建筑不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所喜，并不等于将来的人就不欣赏。当

年一些教会大学的建筑大多土洋结合，大屋顶下也常为西装，被时人讥为不伦不类，但如今却已然是琼楼玉宇，惹人爱怜之际，无不黄袍加身，被当作珍贵的文物保存了下来。如鲁迅曾看不上眼的厦门大学的校园建筑，一排加上了中国传统大屋顶的洋房，现在已成厦门最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厦大也因此有中国最美的大学校园之誉，南大建于1919年的北大楼的歇山顶塔搂当初也被我国建筑学家视作败笔，认为破坏了中国传统大屋顶的流畅的坡面，显得很生硬，可现在却被当成是对中国传统建筑格局的一个突破，更成为南大的图腾，从一张普通的贺年片，信笺纸，到南大网站的主页，都能看到它的雄姿。皆为此例。

其实，建筑如此，世事又何尝不也是如此？

在安静空旷的太庙里转了一圈后，我们就在门外的一棵参天古柏下坐了下来。可能是一墙之隔的天安门，故宫太吸引人之故，这里的游客很少。我和国宾都感到是个休息的好地方。国宾去年刚从南大毕业，博士论文做的是中国当代的成长小说，因此很自然就和我谈起了现在的文学，接着我们又聊起了南大的一批写诗和写小说的朋友。国宾非常敏锐地指出了李冯最近发在《山花》上的几篇小说风格的变化及其思想的转型，也谈到了海力洪作品里流露出来的卓而不群的

想象力，刘立杆的细腻流畅的小说叙事，还有杜马兰和小海的诗，以及在北京的贺奕的小说的特点等。

我很惊讶于他眼光的独到，但没想到他忽然停下来，若有所思地问了我一句，为什么在我们这批朋友之后，南大就没怎么再出写东西的人了呢？这个问题我倒从来没有想过，所以只能含糊其辞地说，可能是社会风气变了，校园的风气也变了，大家不太关注文学这个东西了吧。

不过，话虽这样说，这的确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理由。国宾上面提到的那些我们熟识的朋友，都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毕业于南大中文系的。实际上，在那个时代，不光是南大，几乎每个大学的中文系都会有那么一批爱好文学的人，整日做着作家梦，不好好上课，躲在寝室或图书馆里使劲看书写作。只是，有的坚持走到了今天，小有所成，有的却改变了方向，不为人知而已。

我1987年考入武汉华中师范大学，读的是中文系。和现在很多学生的志愿是家长报的不同，这个志愿是我自己报的，之所以报中文系，目的就是想当个作家，原因很简单，中学作文写得好，在学校里竞赛获过奖。刚进大学时我还以为我的作文真的写得好，不料，后来和寝室里的同学聊起来才知道，几乎每个人都有在各级作文竞赛中得奖的经历。而且，一学期的写

作课上下来，就数我的分数最低。当然，大家读中文系的目的也和我大同小异，同样，每个人的志愿也大都是自己报的。当时，大学毕业还是靠国家分配，填报志愿时不管是家长还是学生，似乎都不是很在乎毕业后的去向问题，更多的是考虑自己想法，我的一个同学想学行政管理，报的是武汉大学，但因分数不够，被调剂到了新闻系，为此，他闷闷不乐，直到三年级，他的“专业思想”才稳固了下来。这样的事放到今天，肯定是不可能的。明摆着，新闻的就业形势比行政管理要好得多。他理应高兴才对，可那个时候，他明知如此，却仍然真心的不高兴。

八十年代的校园气氛似乎很难用文字描述出来，也许只有亲身经历过那段时光的人才能感觉到当时弥漫在校园里的那一股洒脱，随意，自由和开放，甚至还有点奔放的时代精神。

时至今日，我也当了大学老师，才深深地体会到了当年给我们上课的那些老师对学生的宽容是多么的难能可贵。那时我们经常不上课，迟到了就当着老师的面大摇大摆地走进教室，最过分的是，不管哪个老师的课，只要听了一会，觉得不满意，就立即从离自己座位最近的那扇门走出去，而不管是后门还是前门。

但如果你以为这样一来，那个正在讲课的老师因此会注意到你，那就错了。

前年秋天，大

学里曾给我们讲过中国现代文学的黄曼君老师到绍兴参加学术会议，途经沪上，在王鸿生兄的召集下，我们几个毕业于华师中文系的人一起为黄曼君老师接风洗尘。十几年没见，黄曼君老师依然是那样的健谈，也依然是那样的年轻和风度翩翩。因为鸿生忙着张罗酒菜和招呼黄曼君老师，忘了介绍我的身份，等到觥筹交错之际，我不禁自作多情，主动向黄曼君老师敬酒，向他表示歉意，当年上他的课时，我曾不止一次中途退席，在众目睽睽之下从他面前走过。但黄曼君老师扶了扶那副圆圆的厚厚的眼镜，却一脸迷惘，怎么也想不起来我是谁。

也许，应该这么说，他从来都不知道我是谁。这当然和黄曼君老师的近视无关。在那个年代，像我这样的学生太多了。而像黄曼君老师这样的人也太多了。有的老师，甚至在第一节课就对我们说，如果觉得他的课讲得不好，大家可以不来，回去自己看书，只要期末考试时来一下就行了。

显然，这种宽容几乎已是纵容了。但在那个年代，大学里几乎每个老师都在鼓励学生按照自己的个性或者癖好去学习，去生活，好像不这样就不足以为人师表，更不足以显示自己的个性一样。

而现在，不要说是上课了，哪怕是开一个讲座，我都希望在座的学生面面俱到，坚持到最后，如若有人胆敢中途退

场，我一定会恨之入骨，并下定决心在以后再上课时首先拿出四十五分钟来整顿学风。但我对学生在下面看英语，发恋爱短信息，编电脑程序，却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毕竟毕业后他们要靠这些东西去找工作，而不是靠艺术的起源，柏拉图的影子说，司空图的诗品这些玩艺去谋生。所以，在如此大的压力之下，上课时用手机互相发发爱情短信息，也是苦中作乐，可以理解的了。

看着讲台下一张张越来越年轻的脸，我知道，一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那个时候，参加英语四六级的考试只是自愿，谁要开口讲英语不是外文系的就是神经病，哑巴英语这个术语还没听说过，到电脑房去学永远也用不上的BABIC语言时不仅要换上拖鞋，还要小心翼翼地穿上白大褂，在学校唯一的空调屋子里，摸着洁白的键盘，我们每个人都紧张的流出汗来，而WINDOWS在哪里连比尔盖茨都不知道。除了偶尔上上课外，就是不停地听讲座，萨特，弗洛伊德，海德格尔与老子，看西方的诗歌，小说，象征主义，意识流，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在寝室里挤在一起听一台老卡带的破录音机放崔健的一无所有，穿着军大衣到露天电影院看张艺谋的红高粱，12月，望着窗外飘坠的雪花和穿黑鸭绒衣的胖女生，在水房里光着身子唱妹妹

你大胆地往前走。搞诗歌朗诵会，只是为了朗诵自己的诗，模仿正规的文学杂志编手抄的和油印的小刊物，发自己发不了的小说，散文和评论，还像模像样地用鲁迅杂文的笔法写编后记，动不动就说自己想起了先生的某句话，同时虚拟出一群所谓的正人君子进行攻击，以抬高自己的身价。

工作？对我们来说，这根本不是个问题，有肉食者自动谋之，我们的书记多次说要把我们弄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什么地方最艰苦？西藏，还是新疆？布达拉宫还是吐鲁番？这两个地方我们都想去很久了。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会想到自己学的东西有用没用？又怎么可能想到今后还要靠什么谋生？尽管华师号称是师范大学，且为突出这一特色，开设了教育学，心理学，还有中教法，即中学语文教学法的简称，等一些专业课程，可没几个人能记得我们到底学了什么东西，因为，压根就没几个人想过自己将来会去当老师，或者说，压根就没想到自己以后还要去工作。因此，如果说，一个名叫夸美纽斯的外国教育家（仅此而已），感觉和神经的让人困惑的定义，还有中教法这个特有的名词，就是这三门课程留给我的唯一的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上个星期，我的大学同学黄夏林从桂林来上海出差，和我聊起一件趣事，他说他去年曾到母校一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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