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缺德的禅让

《风流去》转载请注明来源：阅读阁yueduge.cc

一、话题：禅让、革命与君臣

禅让与革命是古代改朝换代政权更迭权力移交的两种常见方式。相较而言，不论“禅让”在实施过程中出现多少诸如迫害、杀戮和“不道德”，社会与历史所付出的代价比起“革命”所造成的破坏要显著轻微。并且，由于“禅让”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血腥事件往往只局限在上层或统治集团内部，对人民而言，其伤害是相对较少的。可以说，“禅让”是封建社会里震荡最小代价最少的政权移交方式。

但事实上，除了儒家盛赞的的尧舜禹禅让外，我们对这种方式基本持否定态度。这显然是不合于理性的，也是不公正的。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三个原因。

一是后人对禅让过程中出现的迫害与杀戮非常反感，却忘记了任何一次暴力革命所造成的死亡与崩溃远非禅让所能比。但问题在于，史书上对上层之间的屠戮异己往往记之甚详，对后来的读者有强烈的感性刺激，故尔易激起“道德愤怒”；而对下层人民在暴力革命中所遭受的苦难却往往疏于记载，或仅用大而化之的空洞词汇或统计数字，非常抽象，对后来的读者也就较少直接的道德刺激，不大容易产生感性印象与深刻记忆。

二是后人往往从纯粹的“道德”角度判断问题。这又涉及到两个方面，其一是传统的正统君臣观念。由于禅让总发生在君臣之间，导致君臣易位，故尔这种形式亵渎了传统的君臣观念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另一方面，由于自秦汉以来的每一次暴力革命实际上都由农民起义来引发，这些“为圣天子驱除云尔”的暴动农民、流氓无产者打碎了旧秩序，承担了一切道德谴责，最后夺得天下的人不是从前任君主那里直接夺来的，而是从群雄（实际意思乃是“群盗”）纷争中得手的，他也就避免了道德上的尴尬。同时，他既已成新的“圣天子”，自然也就是道德清白甚至崇高的人物，他们在领受子女玉帛的同时，也就领受了文化的大奖章：他们“外王”了，谁敢说他们不“内圣”？

第三，也许是最主要的原因，那就是，革命发生在体制之外，禅让发生在体制之内。体制之外的革命当然较少受到体制之内的道德规范的约束—或者说，对“革命”，我们的知识形态已不把它看成一个道德事件，从而也就减少了对它的道德攻击。同时，只要体制之内不出现问题，体制之外的革命总是较易对付的，至少它并不直接构成对现任皇权的威胁，在地方性的造反与最高权力皇帝之间，总有重重的屏障。不易对付的革命，或最终取得了成功的革命，其发生的频率总是较少的，且要在体制之外独树一帜，挟民附众，聚集革命的资源与能量，然后推翻强大的体制，这要付出绝大的努力与牺牲，能有这样魄力、毅力与魅力的人物也是不经常出现的。而发生在体制之内的君臣禅让，一方面它直接破坏了体制自身的秩序与运作程序，这程序正是以道德的名义建立的，所以，它也就直接触犯了道德。其次，这种夺权方式，矛头直接指向当今皇权，皇权直犯其锋，所以其危险性要大得多。且对野心家而言，用这种方式攫取权力，要省力得多，他们直接从体制中分了一杯羹，而且往往是分了绝大部分的羹，然后再用体制内的这部分力量剪除另一部分力量，其付出少而其成功大。且有野心的臣子是一茬又一茬，简直令为君者防不胜防—所以，它也就自然让人百倍警惕与提防—首先当然是在道德上予以彻底否定，从理论上彻底杜绝。

在传说的尧舜禹禅让之后，是所谓的家天下。夏启破坏了禅让制度，这既标志着阶级社会的开始，也标志着一个新的政治模式的产生。鲍白令之对秦始皇说：“天下官则让贤是也，天下家则世继是也。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说苑·至公篇》）让贤即是禅让，择贤者以天下让之，尧让天下于许由就是这样。世继即传子制度。传子制度以家族的延续性保证了朝代的延续性，如果不发生意外，那真如秦始皇所想象的那样：“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但这显然只是极端自私的独裁者的一厢情愿，不要说千万世，秦王朝连三世都没有，它二世而亡（秦的子婴已经不再称皇帝，而是改称王）。所以，自夏、商、周至秦、西汉，都是传子制度和暴力革命这两种方式来实现权力的过渡和君臣的易位。自私的“家天下”的最高统治者，在他能控制局面的时候，是决不会把权力禅让给外姓的，所以，也只有暴力革命才能推翻他的暴力统治。武王伐纣时，伯夷叔齐扣马而谏，被武王拖开后，唱了一曲《采薇》小调：“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首阳山。这节歌辞中的“以暴易暴”，实在是后世改朝换代的最常见的方式。

但历史会出现一些有意思的曲折。新朝的王莽是靠“禅让”攫取权力的；东汉的末代皇帝汉献帝，是用禅让的方式把他的帝位让给曹丕的。继曹丕之后，接连出现了一连串的禅让：魏禅晋，晋禅宋、宋禅齐、齐禅梁、梁禅陈。至陈，再次恢复常态：由隋大将韩擒虎兵临城下，暴力推翻陈后主。可以说，王莽开了在阶级社会中禅让的先例，他的一些做法被曹丕继承并加以完善；曹丕在禅让过程中的一些做法则被后来的效尤者作为范式，他禅让过程中所秉持的道德根据、政治信念，甚至具体的操作程序，都被一再仿用，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奇特现象。因此，描述曹丕受禅并对之做出研究，是很有意义也很有趣的。

二、事实：帝位、生命与天下

献帝是一个很令人同情的皇帝。初平元年他十岁时，即在血泊之中被横暴无复人理的董卓立为帝。其时的他未必能知晓前路艰难，但弥漫宫廷的鲜血定让他幼小心灵颤栗不已。他一生都是傀儡，即使想作恶也没有机会。所以他没有恶名，当然，想作善也没有机会，所以他也没有善名。但他的处境令人同情，作为亡国之君，他没有受到史家的诟訾。这很公平：他没有权力，当然也没有责任。

献帝即位之时，汉家天下，已土崩瓦解。由于祖上累积的罪恶，这种瓦解之势竟成既倒之狂澜。到曹操迎他于洛阳时，已实在是“尺土一民，非汉所有”。他实际上已不是天下的君王，充其量只是天下的一个“问题”。曹操迎他于洛阳并安顿他，尊崇他，就是在处理这个“问题”。当然，曹操还想利用他的那个“名号”，但这个名号也确实仅仅是个“名号”，已不能号召任何有实力的豪强。曹操迎献帝，史称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实在是一个错觉，没有一个有实力的豪强还听这个天子之令。但曹操也并不是全无收获：他有了献帝这面旗子，就可以招来一些食古不化，政治上愚忠汉家天下，智谋上又是一代英杰的知识分子，如荀彧。荀彧一生为曹操奔走效劳，曹操一生很多大事业都赖他的谋划而成。但他俩是很有些同床异梦的：荀彧寄希望于曹操真心拥汉，曹操则寄希望于荀彧最终能够见风转舵，舍旧谋新。所以一旦他俩各自的这一点希望破灭了，两人的合作也就到头了。荀彧后来被曹操逼而自杀。相似的例子还有程昱、孔融等人。这些人都是冲着献帝名号儿来的。除了这些手无寸铁的文人外，曹操用献帝的令箭没有招降来一兵一卒。

曹操利用了献帝，但在那种情形下，毋宁说是曹操保护了献帝。曹操与献帝之间的这种交易，得利最多的还是献帝。在这件事上，可以说是曹操上了真心拥汉的荀彧等人的当了。荀彧等人当初劝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上其真心就是让曹操把献帝保护起来。这在当时，也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们未尝不知道曹操是奸雄，但天下诸侯，哪个是善角儿？所以，也只能这么走一步瞧一步。如果像我们后来史家们所说的那样，荀彧等人真的仅仅在利用献帝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他何至于在后来功成名就之际，放着开国勋臣不当，却要站在献帝一边与曹操忤逆而自杀身亡？

还有一层，我以为荀彧等人把献帝弄在身边，也是为自己的立身处世找根据。有了献帝，他们就可以自欺（也想欺人），可以麻痹自己的良心，让自己相信自己是在为献帝效劳，为大汉效劳。天下大乱，像荀彧这样的人杰定想有所作为，但他的那一套知识形态又使他有所禁忌：不能成为乱臣贼子。而有了献帝，哪怕仅仅是名分上的，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献帝在此，百无禁忌。我们的传统文化，讲究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名分，有无其实倒在其次。

所以，迎献帝，对荀彧等人而言，是一箭双雕：既保护了献帝，也保护了自己的良心，抚慰了自己的道德创伤，使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了一个合乎道德的依据。从这一点讲，在迎献帝这一交易上，第二个赢家便是荀彧。当然，曹操此后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得到荀彧的全心全意的支持，他也并不是全无收获。

但把献帝挟持在身边并不是一件彻头彻尾愉快的事，至少在行事上就不能完全为所欲为，名分上还得请示汇报。袁绍也曾听沮授等的建议，要迎献帝去邺城，但他的另一谋士郭图及部将淳于琼就反对，他们认为在“秦失其鹿，先得者王”的情形下，把献帝弄来身边，不听他的则是抗命，听他的又显得自己权轻，不是好办法。不能说他们的看法全无见地，曹操后来不正是在这一点上受到天下攻击的吗？另外，挟天子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董卓做不到，李傕郭汜做不到，杨奉等人也做不到。他们都挟持过献帝，但非但未能“令诸侯”，反倒而成了天下诸侯的众矢之的，一个个身败名裂。献帝一度简直成了招惹如蝗飞箭的祸根。曹操生前身后，被人骂了近一千八百年，也是因为如此。生前被骂为“托名汉相，其实汉贼”，死后被当作奸雄，非但是当时天下的众矢之的，承担着“清君侧”风险，甚至在历史上也仍然是众矢之的。

所以，曹操凭着自己的盖世才华，压倒群雄而“挟持”献帝，对献帝来说是一个最佳选择：一是他至少可以保住生命了，不至在混乱与流离中被杀；二是他终于有了名义上的朝廷，也有了名义上的大臣（曹操及其部属）和土地财赋（曹操的地盘）。他的帝号因而得以延续。这个可怜的小皇帝，在经过六年心惊胆颤九死一生的颠沛流离之后，终于在他十六岁时，得到四十二岁、体力智力如日中天的曹操的庇护，结束了他噩梦般恐怖的流浪生活。

后来刘裕行禅代，要篡东晋，中书令傅亮去找晋恭帝司马德文摊牌，司马德文早有思想准备，坦然地说：“晋室本来就已被桓玄篡夺。幸赖刘裕击败桓玄，国祚又延续了近二十年，今日如此，已无所憾！”于是他把傅亮备好带来的禅位诏书照抄一遍，下诏禅位于刘裕。

曹操与献帝何尝不是如此。若不是曹操，献帝早就没了。曹操自己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既有曹操树起的献帝，各路豪强虽不听号令，但终不能再擅自称王或另立傀儡了。另一方面，曹操又以自己神勇威武东征西讨，使一帮野心家不得不敛手。袁术称帝而为曹操讨灭，就是一例。

所以，曹操“挟献帝”，还不仅仅对献帝有利。献帝的名号和曹操的实力结合起来，有了一个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对当时天下分崩离析的形势而言，起到了收集人心的作用。特别是杜绝了野心家们的非份之想，不知减少了多少战祸，人民因此减少了多少灾难。

《诗》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许那时还有人对献帝表面上称臣，但土地对献帝来说却是一点不剩了。草莽石勒说过这样的话：曹操与司马懿都不是好汉，他们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天下。这话对了一半，司马懿确是如此，而曹操就不是这样了。曹操迎献帝时，献帝的状况实在已是“丧家之犬”，他的家天下早已为黄巾砸碎，又为各路豪强瓜分豆剖而去，一草一木荡然无存，连他自己都成了被人抢夺的“宝贝”，几易人手，又像滚烫的山芋让人丢弃。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这“尺土一民，皆非汉有”八字，极有分量，见出司马光的重事实精神。事实上，献帝自己在当时也是这么认识的，他的禅位诏说：

当斯之时（案指董卓黄巾之时），尺土非复汉有，一夫岂复朕民……幸赖武王（案指曹操）……芟夷凶暴，清定区夏，保乂皇家。

这话虽不情愿但却是老实的，假使这份诏书也是别人写好让他抄的，那也代表那时人的共同看法：天下本来即是曹家打下来的。据邵博《邵氏闻见录》卷九载，司马光的《万代论》中论曹操，认为他的天下“是夺之于盗手，非取之于汉室也”。这个结论更见出司马光的见识，远非一般只知空谈君臣道德的腐儒所能比。翦伯赞在《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中也说：“当曹操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起义的农民军已经粉碎了东汉王朝的天下，在这残破的疆土上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地主武装集团的营垒。当时的汉献帝除了保有一件褴褛的皇袍之外什么也没有了，像这样一个皇帝还能从他手中‘篡’到什么？曹操的天下，是自己打出来的，不是从姓刘的手里接收过来的。假如曹操痛痛快快披上黄袍，谁说他不是太祖高皇帝，就因为他把黄袍当衬衣穿在里面，反而被人抹了一脸白粉。”

现在人们动辄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好像曹操的天下是靠了献帝的“令”得来的。这实在是一个天大的冤枉。曹操南下讨刘备、刘表与孙权时，不是自称“奉旨伐罪”？他倒是想打一回“献帝牌”。但作为“罪”的孙、刘，何尝见圣旨而叩拜呢？还不是在赤壁把曹操打得“灰飞烟灭”。后来刘备据荆、益，孙权占江东，在曹操的压力下，或者可以说，在献帝的中央朝廷压力下，还不是分庭抗礼，成功地保住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而刘、孙之被灭，是在献帝既废之后了。对袁绍、袁术等北方诸侯也一样。这就足证献帝的无用。曹丕称帝，如此麻烦，费如此功夫为自己粉饰，尚不免遭当时及后代一片唾骂，而刘备称帝，孙权称帝，又有几人骂呢？这又证明了献帝的有害。结论：就历史言，献帝无用；就当时人民言，献帝无功。我们一直骂曹操而尊献帝，是用的什么样的标准呢？

三、操作：德性、天象和图谶

上面冗长的文字，只在于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当时北方的天下，是曹操打下来的，汉献帝的帝位甚至生命，也是曹操保全的，按照“家天下”的原则，则天下本就是曹家的了。曹操当时“挟天子”，自以为可以“令诸侯”，但那些跋扈的诸侯们没有一个因献帝之令而乖乖地驯顺于他，还是需要他一个一个地加以消灭。在上文，我提到，献帝此时实际上已不是天下的一个天子，而是天下的一个“问题”。人人都解决不好这个问题，只有曹操把这个“问题”暂时安顿好了。但“问题”仍然存在。现在他死了，又把这个“问题”留给了他的王位继承人、二子曹丕：这个名存实亡的汉献帝，还要保留吗？如不保留，用什么方法取而代之呢？这个“问题”到了最终解决的时候了。

当然此时的献帝毫无反抗能力。此时他正好四十岁，是不惑的年纪，按他比一般人更复杂艰辛的经历，也应该能知天命了。从十六岁到四十岁，这二十四五年对他而言，已是白赚的了。所以他也不糊涂，对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不迂腐，而是很善于顺水推舟，顺之者昌么。在帝位上本来就不舒服，也早想找台阶下，把别人请上去。所以，从事实看，天下本来就是曹家及其僚属们“用鲜血换来的”，应该得；而唯一的对手献帝又不啻是洪炉之一毛，容易得；实际权力早已归了曹家，曹家所缺，就那一顶皇冠。献帝早已大权旁落，不，他从来便不曾有过权力，他所有的也就那一顶祖上传给他的充样子的摆设：皇冠。因此，得与失双方应该是得之固喜，失之却无忧。由此看来，实现权力交替（实际上是名分交替），改朝换代，从情从理从形势，都不难。

但是不。曹丕及其拥戴者们不是这样“没文化”。他们毕竟不是直截了当喊出“彼可取而代也”的不读书的项羽。他们有一套极其丰富的适合某种德性标准和道德政治原则的文化知识结构，其来源于根深蒂固的文化历史传统。他们想到了备受称赞的三代禅让，这还不是关键，关键在于禅让的依据必须是“道德”，而不能是事实与情理，甚至也不能是合乎全体社会利益需要的政治选择。是的，这一切真实而具体的东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化意义上的抽象虚无的“道德信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道德律条”。因此，他们要把简单的事实置之度外，这最有说服力的东西反而被他们束之高阁，弃之不用，他们要另外寻找依据，以便把事情办得复杂，从而显得漂亮，使之成为一种既效法历史贤君又垂范后代，并能使当代成为盛德昭彰的时代的盛典。这确实难，但难才是挑战，才能有魅力，才能激发创造力，才能使这件本极容易极简单的事情显出意义—是的，事件本身不重要了，意义才是重要的。而这意义的附着物或对象物就是德性、天象（意）、先哲的预言和图谶。使政治上的宫廷政变摇身一变而为道德教化的盛典，真是妙不可言。这是整个世界政治史都应当为之浓墨重彩加以书写的一笔，因为这是典型的道德政治的范本。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曹丕受禅的操作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为了把这一宫廷政变演变为“禅让”—一种传说的传统中存在过的古老道德的象征，曹丕和他的拥戴者们是如何在虚伪和谦让、谄谀与貌似忠直之间得心应手地耍弄小聪明的。我们还将看到，道德原则的严正刚大与操作过程中的无耻卑污是如何合衾而眠并产出怪胎的。

我下面的叙述是根据《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注所引的《献帝传》。裴注的这段引文约一万多字，无一句情节叙述与议论，全是各种奏、诏的实录。但细细读来，却意味无穷。作此《献帝传》的人，必是文章高手。我将适当的加以点评，以助大家理解。

先是左中郎将李伏给曹丕—当时的魏王上了一道表，开始称祥瑞和图谶。这些祥瑞和图谶都明白地预言了魏将代汉。他并说他早就“每为所亲宣说此意”，只是“时未有宜，弗敢显言”。这一忠心表得巧妙，不露痕迹，把见机行事的狡猾粉饰为持重敛蓄的忠正，且表明他早就自觉地进行了革命的宣传工作，当然是地下的。然后宣言：“殿下即位初年，祯祥众瑞，日月而至，有命自天，昭然著见。”再加上曹丕“洪泽被四表，灵恩格天地”，故尔他也就由地下转入公开，不再顾忌“名行秽贱，入朝日浅”的不利地位；不再顾忌“事君尽礼，人以为谄”的可能有的道德上的指责—这几句实在是不打自招—而“不胜喜舞，谨具表通”了。

李伏这些句子里，“名行秽贱，入朝日浅”，是相当明白地暴露出他的动机的。在朝廷中资历浅，名声又不好，何日才能翻身？要翻身，只有闹革命。所以，李伏之闹“革命”，是为了自己翻身的。

曹丕接到这表后，下了一令：“以示外。薄德之人，何能致此，未敢当也。斯诚先王至德通于神明，固非人力也。”这一段非常妙。裴注所引《献帝传》中就这么一段，不知是否节录。“以示外”，把李伏的表让群臣看，天下闻，公开发表了，用心当然昭然若揭，路人皆知，只有这样，才能招来更多的劝进，造成声势。第二句似自谦，实则是暗示，要求后面的人要从德行上做文章，要把“薄德”论证为“厚德”。第三句更妙，一妙是夸老子（先王），夸老子即是固自己，家天下的原则之一就是老子的德行功勋可以庇荫后代。二是“固非人力也”，即承认所谓祥瑞乃真是神灵所示，而不是谀臣的伪造。这个令全面肯定了李伏的谎言，定了调子，鼓励人们要大胆地上祥瑞进图谶，并说明了自己真的是神灵所佑，天命所在。这三句话，明作谦虚，暗行鼓励，对李伏及其表奏无一句呵责之词，其窃喜之情可揣摩而见，其舆论导向更明明白白。

果然，响应号召，又一批煞有介事者出场了，一个个一脸的忠正与虔诚。这一次人数大大的增加了，最初的拉拉队已组建成功：侍中刘廙、辛毗、刘晔，尚书令恒阶，尚书陈矫、陈群，给事黄门侍郎王毖、董遇等又上奏。这是在读了曹丕批转各部门学习的李伏表奏后心领神会的举动。这次上奏没有新内容，但意义却非同一般，它表明倡仪得到了响应，人心所向的气氛造出来了。曹丕心中暗喜。但戏还得演。德性，这一关键的东西还没显示出来，而有关的天象、谶纬与先哲预言也还不够充分。于是再次下令拒绝，并且仍是：“宣告官僚，咸使闻知。”注意，以后每次曹丕拒绝劝进，都有类似的“宜宣示远近”、“宣告群僚”之类的话，这种做法是一种聪明的虚伪。聪明在于这样做的目的乃是引起广泛的劝进，造成强大的舆论攻势。没有革命的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这种道理曹丕深得三昧。虚伪在于他要用自己的反复拒绝来不断增加自己“德性高尚”的形象。于是便能造成这样一种情势，每个人都须在承认曹丕“德性”的前提下，要他去受禅。德性并不是受禅的起点，而是在反复劝进与不断推辞的过程中积累并显示出来，所以这过程万不可少。而在这过程中显示的“德性”是什么呢？就是“辞天下”。这样，整个受禅过程就可以这样表述：因为辞天下所以有了德性，因为有了德性所以应该得天下。这种文化怪圈正是我们文化的逻辑思路。

同时在这过程中，事实越来越淡出，天下本来就已经是曹家天下这个真正理由被丢在一边，根本无人提及，而“德性”则成了曹丕受禅的唯一理由。也就是说，曹丕不是因为历史与现实的抉择而攫取早已事实上属于曹家的皇冠，而是因了他在反复推辞中显示的德性高尚。而且这里还包含了文化的高尚，以及遵从这种文化反复劝进甚至不惜冒“逆鳞之险”的大臣们的高尚。这种“高尚”表现在，把事实上的“家天下”粉饰为“公天下”—天下为公，唯有德者有之。所以，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都不仅有了个人利益的兴奋点，而且有了道德上的高尚感。不仅天人合一了，而且义利也合一了。演这样的戏当然令人极其兴奋，极其卖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