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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王业须良辅，建功俟英雄。
元凯康哉美，多士颂声隆。
阴阳有错舛，日月不常融。
天时有否泰，人事多盈冲。
园绮遁南岳，伯阳隐西戎。
保身念道真，宠耀焉足崇。
人谁不善始，鲜能克厥终。
休哉上世士，万载垂清风。
这是阮籍《咏怀诗》之四十二首。前四句宛然建安时代，俊才云蒸，英雄云集，可谓一时之盛。“阴阳”以下四句则百花凋残，一派萧瑟，给人以“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阴阳舛错，天时否泰，人事盈冲，变故在须臾。曹魏政权由于明帝曹睿临死诏命八岁的齐王曹芳继位，而以曹爽与司马懿夹辅幼主，导致曹魏政权的急骤衰落。正始十年正月，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从而使大权落入中国历史上最残忍的家族之手。昙花一现的建安时代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正始时代。上古名臣“八元”、“八凯”式的“建安烈士”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商山四皓与老聃一类的隐士，保身念道服药饮酒佯狂避世的正始名士与竹林名士。
正始名士的代表人物是何晏和王弼，竹林名士的代表人物是阮籍和嵇康。他们也代表了当时的知识分子。《晋书》阮籍本传载：
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现实逼得他们不能再像他们父辈那样（阮籍就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的儿子），有很大的抱负，而只是喝酒弹琴谈玄，打发无聊时光。概括地讲，正始时期与建安时期相比，不同之处有以下几点：
第一，统治上层矛盾激化，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政治权力之争演变为最极端的对对方肉体的消灭。偏偏是握有实权的一方（司马氏家族）最残忍、黑暗与无道，文人们保曹无术又不愿依附司马氏，从而在政治上无所凭依，失去了“建安七子”曾经有过的那种友朋式的政治后台。同时，统治上层对外建功立业的抱负也为对内争权夺利所取代而消解，他们不再具有曹操那样的对天下的责任心，而只关注自身的政治地位与权力之争，这也必然导致文人的精神因无所着落而渐趋颓丧。
第二，哲学上探讨的焦点由宇宙构成论转向宇宙本体论，董仲舒综合阴阳家学术而成的阴阳五行构成论大受冷淡，玄谈宇宙本体的风气兴隆。这种玄谈，和高压政治结合，便流为清谈，并以清谈代替了建安作家的实际抱负和政治批评、社会批评。比如阮籍，就只是“发言玄远”而“口不论人过”。唯一敢于“非汤武而薄周孔”，借历史批评来进行社会政治影射式批评的嵇康，被弃身东市，表明在那时代，时政批评已成为禁区。
第三，由此，正始文人已由建安文人的哀社会民生之多艰，而变为哀个人人生之多艰。
哀社会的建安作家致力于社会改造，要重整乾坤，有廓清天下之志，要建立的是事功，事功是涉他性的。哀人生的正始作家则沉湎于人生的哲学思考，有退避山林或求仙之想，要躲避的是政治，山林与神仙乃是自涉性的。
建安作家的涉他性社会之忧，是外向的，故慷慨激昂，哀感流涕，归于一个“志”字，“志”则“志深笔长”，显示出来的是凌霜愈坚的风骨，是阳刚之美；正始作家的自涉性人生之忧，是内向的，一咏三叹，咀嚼回味，归于一个“思”字，“思”则“思心徘徊”，显示出来的是秋风萧瑟中的寒冷与怨悱，呈阴柔之态。
以上数处正始与建安的不同，限于篇幅，不做展开论述。
二
如果说，“古诗十九首”是为生命短暂而痛苦；建安作家又为“去日苦多”又功业未建而痛苦；那么，正始作家则是为如此短暂的生命中偏又充满艰辛与屈辱而痛苦。生命本已短暂，却连这短暂的天年都不能尽，这当然是难以为怀。在阮籍那里，生命既不能用来及时行乐（如《古诗十九首》所宣扬），更不能用来建功立业（如建安作家所表达），生命存在的意义已荡然无存，只是体味痛苦、侮辱，甚至只是恐惧地等待外来的暴力结束这生命：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披野草，岁暮亦云已。（《咏怀》其三）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咏怀》其三十二）
生命至此，已无意义与自身尊严。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生命只是恐惧地等待着暴力的降临，生命只是以自身的生物存在为唯一关心，这是生命的堕落，已堕落到连动物都不如的地步！动物的生命比起这样的生命，尚有两点尊严：其一是，动物的生命仍有繁衍后代延续物种的使命；其二是，动物并不为生命的死亡而困扰。所以阮籍一方面忧生惧死，一方面又不免觉着这样活着太无聊。前者出自生命的自我保护意识，是动物性的；后者出自对生命尊严的理性思考，是人性的。所以他发出疑问：
人言欲延年，延年欲焉之？（《咏怀》其五十五）
人人都说要延年益寿，可是延年益寿想干什么？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我们看他的“咏怀”诗，知道他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他一生在三大矛盾中徘徊不定，进退维谷。这三大矛盾是：求生与厌生；出仕与求仙；拥曹氏又惧司马氏。身处如此维谷之境，焉得不痛苦？痛苦又不能明白地倾诉，焉能不怪诞？焉能不抓住一切可以甚至不可以放声大哭的机会以一泄胸中块垒？
—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
—母终……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
——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以上三则皆引自《晋书》本传）
——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世说新语·任诞》刘孝标注引王隐《晋书》，未知与上例是否同一件事）
真是一生俱用血泪写成。阮籍至慎，发言玄远，口不论人过，但他为他的这种隐忍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他是把满腔怨毒都吞进自己的心灵中，从而使自己的心灵受到了毁灭性的毒害。
当然，在任何逼仄的环境与心灵空间里，都有人能活得好，活得游刃有余，有滋有味，他们不感到有什么不自由。自由与人的自由意识有关，一个没有自由意识的人，在监狱中也能够吃着面包，活得裕如。便是在阮籍的时代，在阮籍感到窒息而不能容忍的政治空气中，不也有人活得游刃有余如何晏、王弼；活得滋润圆满如何曾、王戎么？何曾是个典型的伪君子，经常在司马昭面前攻击阮籍，要司马昭把阮籍流放，“无令污染华夏”，这么一位以反对“精神污染”自命的“缪丑”（他死后，官议谥号时，就有人主张谥为“缪丑”，晋武帝不从，改谥为“孝”），“性豪奢，务在华侈，帏帐车服，穷极绮丽，厨善滋味，过于王者”，“日食万钱，犹曰无下箸处”。是的，这一类动物性的人，只有肚子和性，只追求穷奢极欲的物质享受而没有心灵，没有心灵当然也就不觉得不自由。
乐广说：“名教之内，自有乐地。”他说的也是自由的空间问题，在他看来，有限的空间就足够了。奈何阮籍是个自由意识极强的人，竹林人物中，除嵇康外，刘伶也属于这一类人。刘伶“志气放旷，以宇宙为狭”（《文选》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以宇宙之大，尚不足以称自己自由心灵之意。他脱衣裸体室中，自云是：“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褌衣。”（《世说新语·任诞》）这些略显变态的行为，正见出自由心灵遭受压抑后的正常反应。他的《酒德颂》写大人先生，是：
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
这是对大空间大时间的渴望。阮籍《大人先生传》在这点上几乎如出一辙，他说大人先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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