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不公正的“打新撂旧”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同样嫉妒之心，人亦应有之。

对我们家打了新窑的嫉妒，有一个发酵、酝酿、做出决定、付诸行动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很长甚至可能始于公社干部来我们家访贫问苦、建议我们申请三分地庄基的时候。但是事件的当事人（或者叫受害人）压根就不知道。参与推动这个事件的人可能很多，在事件的各个过程起的作用也各不相同。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引起事件的发酵和推动各个阶段发展的主要因素不外乎是嫉妒之心。

这个并不算大的事件发生在我初中毕业之前。初冬的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回家远远看见我家的老窑、这个具有近百年历史的老窑，曾经给我们五六代人带来温暖幸福、是我们多少人在此出生、长大，同时也曾经让我懂事、感到屈辱的老窑———正在被全队社员挖掘，装进架子车作为“冬上金”的肥料运向麦田里！

“怎么回事？父亲把旧窑交给生产队施肥了，但没有发现谁计算架子车数呀，那工分怎么算呢？”在红苕窑上，年久的窑洞经过几十年，甚至一百多年的烟熏火燎，自然就成为优质的农家肥。由于肥料数量很大，自己的自留地用不了，就作为肥料交给生产队，生产队按肥料给本人相应的“工分”。我想着想着就来到挖掘老窑的现场。没有父亲，连自家的一个人也没有呀。

“咋回事呢？”我又急匆匆回到新家，母亲一人在。“咱的老窑为啥生产队挖走当粪了？”我问母亲。

“你大说队长说咱是打新撂旧，咱住进新窑，就要把老窑撂给生产队。”母亲说。

“给咱的三分地是作为老窑的补充，咋能算打新？”我问母亲。

“我也纳闷哩，你问你大吧。他一辈子忍让、忍让成熊啦。”母亲在灶房忙碌着，生气地说。

“我去找队长。”我边说，边朝出走。两三步就把七八个台阶的斜坡跃过。刚到路上碰见父亲回来了。

“你吃了饭，把馍一背，快去学校！不要管老窑的事情！”父亲伸开两个胳膊，挡在斜坡口。我一低头，从父亲左胳膊下钻了过去。父亲一转身拉住我的上衣。

“好娃哩，听大的话，不要去找队长。”

“好，我不管。”我挣脱父亲的拉扯，就朝队长家走去。

我们的队长是苟志松。家在我们队最北边的三家庄之一。他们不同姓的弟兄俩是同母异父，在１９４９年前跟着母亲和继父来到我们窑上的。继父先把养子分家另居，而对自己的亲生儿子疼爱有加，在他启蒙读书前，父亲特别高兴，专门把私塾先生请到家里，酒肉招待一番，然后让先生给娃起个官名。先生思路大开，提笔写了“志松”二字，然后扬长而去。后来苟志松上学以后发现这个名字并不雅。因为同学们经常喊他“勾子松”，想重起名字，无奈大家都叫开了，改也改不了。

他家是半明半暗的两个窑洞，由一个斜坡通到窑门口的路上。“志松叔在吗？”我问，无人应。

“志松叔在吗？”我提高了声音。

“哎，是厚品。”一个细声慢气的女低音传来，是苟志松的老婆、我们原来的老邻居叫甜的中年妇女从灶房走出来。

“甜姐，你好，我找志松叔问个话。”我们窑上讲究“先叫后不改”。他们两个不一辈的人结婚、成为两口子，我们仍然继续原来的称呼不变。戴着一个漂亮围裙的甜姐把我引到西窑。门关着，甜姐把门推开：“你还睡？每天晚上跟夜猫子一样，厚品寻你哩。”顺手把门帘拉起来，放进门帘钩。进门把窗门也打开，窑里能看清了。志松已经坐起来，满脸的不高兴：“找我啥事？”

“生产队为什么挖我家的老窑？”我问。

“叫你大来，你大是一家之长！你个碎娃家，问个啥？”志松已经从炕上下来，在脸盆里洗着手。个子比志松高的甜姐收拾完炕上的被子出去了。

“志松叔，你是党员吗？”我问。

“是党员啊。”他用毛巾擦着脸，不解地看着我。

“毛主席共产党早把封建家长制打倒了，你咋今个还实行家长制啊？”我问。

“千人百口，主事一人。”志松把毛巾搭在脸盆架上说。

“我家的庄基问题，我为什么不能来找你？你作为一队之长，我不找你，找谁？”我问。

“打新撂旧，上级有文件规定。”他在靠窑墙的椅子上坐下来，跷起二郎腿，瞪起三角眼。

“哪一级文件，让我看看。”我步步紧逼。

背有点驼显得更矮，但十分精神的三十来岁的志松从椅子上跳下来，从腰间拿出一串钥匙。在旁边的抽斗桌前，把锁子打开，把锁子和铁挡板“啪”的一声摔到桌面上。拉开一个抽屉，在里乱翻一通，然后又使劲推回去，发出“嗵”的响声。又拉开一个，又推回去。如此这般把几个抽屉折腾了几遍，也没有找到“文件”。

“是生产队开会作的决定，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没有找到文件，他又在狡辩。

“志松叔，你是队长，也是邻居。你应该知道我们那三分地是公社因为我们老窑危险，让在后边挖下地窑才批的。如果两邻没有意见在后边建窑，你还能打新撂旧吗？况且我们弟兄三个将来至少得两家院子。现在生产队收了一院，这是什么道理？你是不是看我大好说话，好欺负？”我一口气说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