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部长陆定一谈到遗传学问题时，说：“自然科学包括医学在内是没有阶级性的。”
●周恩来观看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老舍新作《西望长安》。
●周恩来到后台看望剧团演职人员时说：“你们浙江做了一件好事，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十五贯》的演出复活了昆曲。”
●科学文化逢春科学界学术思想活跃
1956年5月2日，党中央正式提出“双百”方针后，第一个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是生物学领域中的摩尔根学派和李森科学派之争。
由于受苏联的影响，建国初期我国的生物学界也采取独尊李森科学派而贬损摩尔根学派的态度，一些科学试验遭到粗暴干涉而被迫停止，著名植物学家胡先�在《植物分类学简编》中批评了李森科，竟遭到政治批判。
在建国初期，中国的科学界和学术界掀起了向苏联专家学习的热潮，并选送一批又一批青年学者前往苏联留学。
在科技领域全盘苏化的大潮中，李森科及其“米丘林生物学”在中国的地位扶摇直上。早在1949年，苏联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的《论生物科学状况》，在中国大量印行，成为大学生物系和农业院校师生的必读文章。
在当时的生物学界，完全是苏联的米丘林、李森科学派一边倒，而摩尔根学派却一直受到排挤和压制。
1952年10月至1953年2月，为了有系统地接受“米丘林学说”，农业部还效法北京农业大学，在北京举办大规模的“米丘林农业植物选种及良种繁育讲习班”，聘请苏联专家伊万诺夫和杜伯罗维娜等讲授米丘林遗传选种与良种繁育学、达尔文主义等课程。
参加这个讲习班的有全国主要农业科研机关、农业院校、中国科学院有关单位选派的农业科研人员和教员共1000人。这是开国以来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一次推行“米丘林学说”的举措。
中央农业部主办的这个讲习班结束后，各地也举办了类似的讲习班，进一步推行“米丘林学说”。
经过这样大力推广，学习和实践“米丘林学说”的热潮终于席卷全国，“米丘林生物科学”开始在中国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
1955年初，我国植物学家胡先�在他的专著《植物分类学简编》中，批评了李森科的物种与物种形成的“新见解”缺乏科学依据。
胡先�是我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者之一，江西省人。1916年11月，胡先�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农学院森林植物学系毕业。1922年，胡先�同我国生物学前驱秉志先生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1928年，胡先�又同秉志先生一起创办了静生生物调查所。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有人劝胡先�去南京，被他拒绝。后来又有人给胡先�送去往美国的飞机票，他又以自己是研究中国植物的科学工作者，坚决予以拒绝。
与此同时，胡先�还与徐悲鸿、马衡等知名人士冒险参加北平和平解放的座谈会并发言，力劝傅作义将军顺从民意，以北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历史文化名城免遭战火为重，接受和平改编。
新中国成立后，胡先�把苦心支撑了20多年的民办静生生物调查所完好地交给了国家。
今天，我国最大的综合性植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就是在原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部和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与发展起来的。
胡先�在生物科学上取得丰硕研究成果的同时，还培养了一大批生物学教学与科学研究人才。中国老一辈的生物学家，大多出于秉志、胡先�等人的门下。
1955年3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胡先�所著的高等学校教学用书《植物分类学简编》。
《植物分类学简编》是胡先�应四川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几位教授的联名要求而编写的，全书涉及植物分类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内容翔实，得到在校师生和农林干部好评。
在《植物分类学简编》第十二章《植物分类的原理》中，胡先�在讨论物种和物种形成问题时，对李森科的物种新见解进行了批评。
胡先�认为：
李森科“关于生物学种的新见解”在初发表的时候，由于政治力量的支持，一时颇为风行。接着便有若干植物学工作者发表论文来支持他的学说。报道黑麦“产生”雀麦；橡胶草“产生”无胶蒲公英；作物“产生”杂草；白桦“产生”赤杨；鹅耳枥“产生”榛；松“产生”枞；基至向日葵“产生”寄生植物列当。
但不久即引起了苏联植物学界广泛的批评。自1952年至1954年各项专业的植物学家先后发表了成百篇的专门论文，对于李森科的学说作了极其深刻的批评，大部分否定了他的论点。
苏联《植物学期刊》编辑部根据这大量论文所提供的资料与论据，发表了一篇《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讨论的若干结论及其今后的任务》。这篇论文认为“李森科观点的拥护者犯错误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实际材料的局限，以及没有利用关于物种及物种形成的极其不同并且相当具体的知识……”，“他们进行实验的方法水平很低，研究的不够精确和不足为据”，“李森科忽视了祖国和外国研究者的已有的一切经验，显示出他以不可容忍的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像分类学这样的生物部门。”
这篇论文还指出了李森科的新学说对于动植物选种、农业工作者与杂草作斗争、开垦草原地、植物学、资源学、森林学、苔原学、地层学各种科学实践都有害处，因之须予以根本的否认。
这场论争在近代生物学史上十分重要。我国的生物学工作者，尤其是植物分类学工作者必须有深刻的认识，才不致于被引入迷途。
胡先�批评李森科的物种与物种形成的“新见解”缺乏科学依据，却招致了一场大批判。
《植物分类学简编》出版后，当时在高等教育部工作的苏联专家，就对此书提出“严重抗议”，认为：“这是对苏联在政治上的诬蔑。”
此后，在国内有些支持李森科主义的人或刊物，也开始对胡先�进行政治批判，认为《植物分类学简编》是一本有严重政治错误、鼓吹唯心主义思想的著作。
他们还认为胡先�是“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者”，他“诋毁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反对共产党领导科学”，“动机是不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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