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吾岂可复居此位”
政事堂的斗争
很快就两个月过去了。政事堂#pageNote#0/img的桌子还是老样子，但是坐在桌子边的人却已经有一半是新人了。
三月庚寅日（二十一日），顺宗又一次下发了调整宰相班子的诏书：门下侍郎守吏部尚书平章事贾耽可检校司空、兼左仆射，守门下侍郎平章事郑珣瑜可守吏部尚书，守中书侍郎平章事高郢可守刑部尚书，守尚书左丞平章事韦执谊可守中书侍郎，并依前平章事。
这时候，能够在这个大唐帝国最高行政中心议事、担任名义或实质宰相的人有：杜佑、贾耽、高郢、郑珣瑜、韦执谊、王叔文。
王叔文能够参与政事堂的事务，是因为五天前的甲戌日（十八日），顺宗下发了一道诏书，把王叔文吹捧的有智有谋，忠心不二#pageNote#1/img。但是实际上，王叔文进入政事堂，无论程序上还是制度上都是不行的。
政事堂初设于门下省#pageNote#2/img，而门下者在唐初太极宫内实分为两部.一部在外朝，称外省，一部居内朝，称内朝。内朝即皇帝所居的禁宫，政事堂初即设于地处内朝的门下省，与皇帝极为接近。禁宫戒备森严，一般臣子无事不能擅入，政事堂可谓王朝中枢机要的核心。唐朝开元年间以后。凡为宰相，必须得入禁内机衡之地的政事堂议决国政，可见其地位的重要。
政事堂会议实乃宰相办公会议。按制度，唐宰相每天上
午都要入禁宫，在政事堂议政，下午则回到禁外本司处理庶务，所谓“午前视禁中，午后视省中”，“午前决朝政，午后决省事”#pageNote#3/img。唐宰相虽多，但起初却并没有专职的宰相，所有宰相几乎都是兼职。如尚书左右仆射虽以法定正宰相的身份参与政事堂会议议决国政，但下午回到尚书省则又是尚书省领导，要处理尚书省的事务。好在唐朝行政部门的领导不是兼任正宰相，就是兼领副宰相，他们每天上午都按例在政事堂开会碰头，用半天的时间就各类事务广泛进行商讨，制定方针政策，辅助皇帝决策。
由于宰相们经常在政事堂见面，因此宰相之间互相称呼曰“堂老”#pageNote#4/img。政事堂开会时，大事通常先由正宰相一人于皇帝处领旨，再让众宰相集议讨论，议政时有一人“执政事笔”，为会议执行主席。宰相执笔“更直掌事”#pageNote#5/img，轮流担任，起先是每人十天（唐人以一旬为计量是最常见的），后改为每人一天。会堂还有中书舍人一员列席，作为会议秘书，在会上“掌画”作记录。凡军国大事，广泛讨论，集思广益，“会而决之”#pageNote#6/img。
政事堂议定之事，上奏取旨施行。政事堂有“政事之印”，当是发布此类政令文书所用。大事则要交皇帝裁决批准，需要作为政令向下贯彻者，就可以制为“词头”，交中书省以皇帝的名义草为诏书，通过三省
施政程序颁下，交有关部门执行。唐朝惯例，施行制敕必须经过政事堂宰相的副署，否则，便是不合法的，不会被人们承认为正式的诏令，以至于朝臣会认为“不由凤阁鸾台(即中书门下，亦即政事堂)，何名为敕？”
政事堂本身虽不是一个国家机构，仅为一个会议厅，但它以宰相集议的工作例会的形式汇聚了各方面的权力，成为朝政之本。于是，政事堂权力越发膨胀。唐朝为避免某一相权机构因权力过大而对皇权产生威胁，所以力图均衡三省之间的权力。在制度上出拟诏令之权属中书省，审议封驳之权属门下省，贯彻实施之权属尚书省，并规定三省长官均为宰相。但是政事堂将宰相们集在一起，如果说有一个人控制了政事堂，那等于是控制了宰相。王叔文心中肯定有一个想法：既然我没法控制所有宰相，那为什么不换个方法，直接控制政事堂呢？
这之前，贾耽因王叔文一党当权，对他们心怀憎恶，便托称有病，不再出门，屡次请求退职。字敦诗，沧州南皮（今河北南皮）人，曹魏太尉贾诩之后。他已经七十五岁了，经历玄、肃、代、德四朝，现在是五朝老臣了。贞元九年（793年），他就以右仆射衔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到现在已经十二年。这十二年中，他几乎无关于安危大计的建言，但因为恭行温厚，被时人称
为淳德君子——正是这样的人，才能久居相位。德宗以猜忌能臣著称，这样一个泥塑菩萨般的任务，德宗自然是不会让他离开相位的，这样裴延龄等人才能更好的为自己干活。因此，贾耽多次上奏辞职，德宗就是不肯。贞元十二年（796年），贾耽第一次上表提出辞呈，未准；贞元十三年（797年），贾耽又以疾避相位，未允；这次贾耽索性就倚老卖老，不出门了。
作为一个地理学家，贾耽无疑是很辉煌的。贞元十七年（801年），完成撰成《海内华夷图》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进献朝廷，获封魏国公。但是作为一个宰相，他的所作所为基本可以用尸位素餐来形容。在贞元二十一年三月这么紧要的关头，贾耽选了了在家生病——当然，他年纪已经大了，生病也是一个正常的事情，毕竟当年九月就去世了。
但是贾耽这样做毕竟也是一种政治选择，现在政事堂中资历最高的是杜佑了。然而，这年杜佑也已经七十岁了。前文说过，德宗是选择杜佑作为过渡期的执政人选，杜佑很识时务的也接下了现在顺宗的局面难题。作为唐朝最著名的学者型官员之一，杜佑虽位及将相，仍常手不释卷。他白天处理公务，接待宾客，晚上则在灯下读书，孜孜不倦。经过三十六年的努力，贞元十七年（801年）他牵头撰成
《通典》二百卷，记述了远古黄帝时期至唐朝天宝末年的制度沿革，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法、州郡、边防九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典志体史书。从这里可以看出，杜佑对政治研究最深的是典章制度，因此他对王叔文等人的革新具有天然的排斥感。王叔文的革新，必然是要触动一些原先的制度构架，这是杜佑不喜欢看到的。
现在随着贾耽的回家，宰相班子只有五个人了。王叔文和韦执谊之间因为立太子的事情已经有了裂痕，因此王叔文想控制政事堂的想法更加强烈。他生怕韦执谊在政事堂说活不够直接，决定亲自去政事堂走一遭。唐朝历史上政事堂上最令人目瞪口呆的一幕发生了。
三月丁酉日（二十八日），是政事堂一个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日子。随着早上议事的完了，各位宰相在中书省共同进餐。这里要先说一下政事堂的“堂食”制度。唐代有各自不同名目的公厨，宰相在宫中吃中饭，是因为唐人对此认为，聚餐一事不专在饮食，实有益于集思广益，提高官府的行政效率。“凡政事者，因于会食，遂以议政，比其同异，齐其疾徐，会斯有堂矣。则堂之作，不专在饮食，亦有政教之大端焉”#pageNote#7/img。官员同僚在同桌共食之际，有助于减轻讨论事情的矛盾，更加轻松的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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