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 友谊翻船：韦执谊王叔文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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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友谊翻船

韦执谊王叔文的矛盾

古人经常说，有一类人，可以共患难而不能共富贵，勾践之类便是此类人。这些人，在没有得到权力的时候，都可以成为好朋友；而一旦得到了权力，便如一头野兽一样，将会撕裂身边所有的人。很不幸的是，王叔文和韦执谊都是这样的人，而区别仅仅在于，王叔文是“江南小吏”出身，更加肆无忌惮。

王叔文和韦执谊的友谊在贞元后期已经结下，十九年就很稳固了。当时王叔文就对还是太子的李诵说：“某人可以担任宰相，某人可以担任将领，希望太子在将来起用他们。”#pageNote#0/img翰林学士韦执谊当时已有名声，也算是朝廷的少壮派，况且德宗对韦执谊也颇为高看，于是二人约定为生死相托的朋友。他们两个的友谊，在日后看来是多么短暂和可笑——到最后恨不得一个生一个死。

两人刚开始可以用“合作无间”来形容。第一次一起合作，是德宗十九年的张正一事件。左补阙张正一上书言事，得到德宗的召见。张正一与吏部员外郎王仲舒和主客员外郎刘伯刍等人相互亲近友善，王叔文一伙怀疑张正一讲过自己的秘事，便让韦执谊向德宗诬陷张正一等人，说他们私结朋党，交游饮宴，没有限度。

为什么王叔文这么担心一个张正一呢？一是从张正一唯一留下的一首诗看，他和武元衡有交游#pageNote#1/img，而武

元衡是很看不起王叔文一伙人的；而他的几个一起亲近的人中，刘伯刍是刘乃的儿子。刘乃在泾源之乱中，因为有病没来的及出长安，朱泚想招用他，结果他自己用火灸遍全身；朱泚还是不死心，他最后绝食数日而死。“德宗还京，闻乃之忠烈，追赠礼部尚书。”德宗对这些人都怀有很深的感情，刘伯刍是忠臣之后，所以德宗也照看他。王仲舒是太原人，“凡与结交，必知名之士，与杨顼、梁聿、裴枢为忘形之契。”#pageNote#2/img

总之，这些人都是不待见王叔文的。王叔文和韦执谊第一次出手，就是在朋党之间的斗争，既不光彩，也不明白。九月，甲寅（初六），张正一等人都获罪被贬远方，人们都不知道其中的缘由——当时不知道，后来就知道是王叔文了。这和王叔文后来控制朝政的手法很像。

顺宗即位后，他们两个的友谊在得到权利的那一刻升华到最大，恍如一个美丽的玻璃球——内廷-南衙的合作模式下，好像形成了一种双巨头的执政模式：王叔文在翰林院中负责将顺宗的意见，当然大部分的意见是他呈给顺宗的——写成诏书；然后发付到外廷的韦执谊，韦执谊负责在政事堂将王叔文的意见付诸为执行的公文。表面上看，这个玻璃球完美无缺。

然后，裂隙悄悄开始产生。王-韦的双头政治存在的一点重要的考量是平衡。王叔

文觉得他实际上是帝国的决策者，但是因为自己的身份的原因，更愿意把韦执谊推上前台；而韦执谊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接受这个安排，以王叔文代理人的身份在朝廷开展工作。这个平衡的核心，是韦执谊接受这个平衡的存在。然而，一旦韦执谊觉得他的想法和王叔文的想法同样重要时，分裂不可避免。

每次看到这里，我就会想起民国五至六年(1916年至1917年)的府院之争。同样是一个占据了名义上的高位，而一个占据了实权后，争斗无法避免。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原第一任副总统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段以北洋正统派首领自居，依附日本军阀，掌握军政大权，与黎元洪分庭抗礼。刚开始黎元洪宽仁谨厚，段祺瑞正直不阿，大家都很乐观，然而权力的游戏中，因为各种问题的不和拍，二人势同水火。到了最后，黎元洪免去了段祺瑞的总理，徐树铮则为段祺瑞策划徐州会议推动张勋复辟，再由段祺瑞“黄雀在后”，“三造共和”之后才算完事，这时候的黎元洪也被赶出北京了。

而在政治上，不出现不同的意见是难以想象的。前文说起过，窦群讽刺王叔文，而韦执谊拦下这件事可以看做是王叔文和韦执谊不和的一个滥觞。这件事情的表面上看是王叔文顺着韦执谊按下了怒火，但是王

叔文实质的反应谁也不清楚，而从后来后，一道谁也看不到的裂隙已经在玻璃球上。

窦群没有被按照王叔文的意思被贬官，一方面是窦群“性狠戾，颇复恩雠，临事不顾生死”#pageNote#3/img，另一方面韦执谊的哥哥是韦夏卿的关系，这在前文已经说道。韦执谊在这里开始表现出首鼠两端，按照正常的表现，窦群大骂王叔文，韦执谊就应该立刻附和。但是韦执谊非但没有附和，还把窦群留住，这不能不说是个失策。

总体来说，册立太子可以看做是二人之间关系的一道分水岭。这之前，两人在明面上都是生死依托的好兄弟；但是在王叔文极度反对册立太子的情况下，韦执谊站位不明，导致二人的矛盾略有公开化。这场事件中，裂隙第一次表现的如此明晰。

立太子后，“中外大喜”，而王叔文“独有忧色，口不敢言”。这实际上表达出很多问题。在立太子事件中，王叔文是革新集团中唯一一个对局势有着清醒认识的人。太子在顺宗刚刚继位时没有确定，是说明顺宗对太子李纯的站位有所顾虑不满；而太子在一群宦官和翰林学士的直接入宫下被硬生生的拥立，顺宗和太子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这种情况下，他作为革新的实际领导者，是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太子一旦掌握实权，自己作为顺宗的人，必定是没有好下场。而韦执谊等人只是看

到了表现上的事情——顺宗身体不好，立个太子有助于政局稳定。

其实，王叔文要求的是雷厉风行，是最最短的时间里把自己的政策部署好，对他而言，没有将来，只有现在。而韦执谊，毫无疑问是在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

韦执谊为自己将来做打算也是有原因的。当初被王叔文延引重用时，是深深依附王叔文的；而他在取得宰相地位后，打算遮掩以往的行迹，而且迫于公众舆论的压力—“迫于公议”这句话是司马光所言，所以时常做出一些与王叔文意见相左的事情。这在注重名声的唐朝，说起来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一般来说，登上相位需要其他老资格宰相的举荐，因为这些有着经历的官员可以代表朝廷上的“风议”，而他韦执谊上位是通过一个翰林学士把原先的宰相都赶走了，这个翰林学士几个月前仅仅是一个“江南小吏”，上位仅仅是因为以前是东宫亲信。

于是，韦执谊为了自己的前途，或者说将来的前途，或明或暗的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开始在政事堂按照一般士大夫所考虑的那样行事，这样一来，很多王叔文的要求就被打了折扣。王叔文的意见在政事堂得不到传达，因此内心的愤怒可想而知。他本来就是要求韦执谊只是作为一个贯彻者，现在这个贯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把这个集团的利益损害了，王叔文开始变

得暴躁起来。

羊士谔事件中，王叔文想打死羊士谔，被韦执谊拉下了；刘辟事件中，王叔文又想杀了刘辟，也被韦执谊拉下了；如果我是王叔文，也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韦执谊你到底是站在谁的立场的？

当时，韦执谊表面上的说法是，他是为了王叔文不要得罪太多人才这样的。事后他总是让人向王叔文道歉说：“我并不敢违背约定，这是打算多方设法成就老兄的事情罢了！”王叔文又不是傻子，现在我得罪都得罪了，你马上跑过来做好人，这是把恶名都给我而你自己想博取好名声啊？革新总是要得罪人的，现在你倒好，不但阻拦我的刑事，还把什么好名声都占了。这么一想，王叔文全不相信韦执谊的话。

于是，王叔文也顾不得面子了，怒气冲冲地骂了韦执谊起来。但韦执谊的官阶毕竟比王叔文要高，门第也比王叔文要高，面子也比王叔文重要，于是两个人结下了怨仇。

这个怨仇有多大呢？“由是叔文始大恶执谊，往来二人门下者皆惧。”#pageNote#4/img这种不和很快就传导到了整个革新派，成为了改革最为恶劣的不安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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